江岚案的卷宗，是老陈亲自从档案科里调出来的。
调出来那天，行动组的人都在。牛皮纸的档案盒摆在会议室的长桌上，封条是十年前的，纸都黄透了。老陈戴着手套拆封，一页一页往外理，理到第四十页的时候，他的手停了。
第四十页，没了。
装订线还在，四十个装订孔一排，从第三十九页的孔里穿过来的线，到第四十一页的孔里穿出去，中间那一段，孔是空的，线的断口毛着，看得出是被人从中间割断，再把前后两页重新对齐压平的。不动手细看，看不出。
“割得很干净。”小罗把卷宗凑到灯下，“割的位置选在页腰，不拆封条就能抽。抽的人懂档案。”
“懂档案的，要么是内部的人，要么是研究过内部的人。”老陈说。
“调阅登记呢？”江屿问。
小罗翻开登记册。江岚案十年间调阅过六次，五次是复核流程，签名工整，警号可查。只有一次例外，十年前，案结后的第十四个月，登记人一栏的签名潦草得像随手划的，警号那栏填的号码，在全市在编库里查无此人。
“抽页的人，是从系统外面动的手。”小罗说，“登记是做的样子。”
老陈把卷宗轻轻合上，手掌在封面上压了一下。
“东西没了。但看过的人，还在。”他说，“这案子当年的现场法医，是谁？”
“冯敬堂。”小罗翻了下调派记录，“六十八了，七年前退休。原来在城西法医中心，退休后没返聘，独居，老伴前年走了。就在城西老街住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。去见一个当年经办人、现在记忆可能有问题的老人，这活儿不能派江屿去——案子是江岚的，江屿一上门，问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带进他自己的东西。
“我去。”郑岚说，“我以老同事的名义去。三院跟法医中心业务上打过十几年交道，他档案里有过跟我合办鉴定的记录，我去，顺。”
“一个人去？”
“一个人去。”郑岚说，“人多了，老人会说场面话。”
——
城西老街是待拆迁的一片，砖房，巷子窄。郑岚拎着一盒点心上门的时候，冯敬堂正坐在院里晒太阳，膝盖上搭一条毯子。
“冯工。”郑岚把点心放在石桌上，“三院的郑岚。零九年那回LEEP鉴定，咱俩合过卷。”
冯敬堂眯着眼把她看了几秒，认出来了，起身让座，耳背，说话嗓门大：“哦——郑医生！坐坐坐。你头发比那会儿短。”
“您眼神还行。”
“眼睛凑合。腿不行了，耳朵也不行。”冯敬堂乐呵呵地进去倒茶，一瘸一拐，出来的时候端着两个杯子，“退了就是废人了。就剩个抽屉。”
“抽屉？”
“笔记。”老人朝屋里努了努嘴，“我干了三十年，别的毛病没有，案子过手，笔记过心。一案子一本，码得整整齐齐。局里存档是一套，我自己手里一套。我这人，就信我自己那套。”
郑岚接过茶。热气往上冒。她聊了几句闲天，老人的身体、儿女在外地、老街要拆了。聊到火候差不多了，她把话往那边带了半步，语气放得很随意：
“冯工，您手上过那么多案子，还记得多少？”
“命案基本都记得。细节不敢说全，骨架都在。”
“有没有印象深的海棠那个？”
倒茶的手停了一停。
不是大停。就是注水的手悬了半秒，然后水漫出了杯沿，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。冯敬堂拿抹布去擦，擦了两下，抬起头，脸上是笑着的，笑得很自然。
“海棠？”他说，“……有这个案子吗？”
郑岚端着自己那杯茶，没喝，也没动。
一个做了三十年法医的人。尸检报告是他亲手写的，尸体是他亲手验的。问他有没有这个案子，他说，有这个案子吗。
这不是忘了。忘是空的，是“记不起来了”。他这个是满的，那半秒的停顿里，有一个东西被换了出来，换进来的答案是现成的，圆的，说出口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觉得磕绊。
被教成的“没有”。
郑岚把茶放下了，顺着他的话头岔开，聊起了别的。她没再碰案子，转而聊年轻时候的事，法医中心那栋老楼，冬天没暖气，解剖间冷得人跺脚。冯敬堂的话匣子开了，絮絮叨叨讲了十几分钟，讲到当年的搭档，讲到退休那天局里给发的一块表，他掀开袖口给郑岚看那块表，表走得挺准。
“我这辈子啊，”他收了袖子，感慨，“最遗憾的一个案子，有个年轻人，从楼上……”
他停住了。
不是讲故事的那种停顿。是卡住了。他的眉头慢慢拧起来，像一个人走路走着走着，发现脚下的路跟记忆里的不是同一条。
“……不对。”他说，“我记得，是有人扶着他。扶着，”他抬起手，比了个搀扶的姿势，手停在半空，“扶着他干什么？从楼上，还是……”
他猛地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。
“郑医生。”他脸色白了下去，“我这脑子，怎么会两套记法？一个说从楼上，一个说有人扶着。俩记法还都真得很，我分不出来哪个是真的。”
郑岚起身，扶着老人的胳膊让他坐下，动作很稳，声音放得很低，一句一句，还是医嘱那种短句，只是软了：
“冯工，您先坐。深呼吸。对。”
等老人的呼吸匀了，她在他对面坐下来，手搭在他手背上。
“您没糊涂。”她说，“糊涂是记不住。您是记得太清楚，清楚到有两份。两份里，一份是有人后来给您填进去的。”
“填？往人脑子里填东西？”
“十几年前的手法了。”郑岚说，“粗。旧。就像贴东西不留毛边，他们手艺好的能贴平。给您做的人，手艺糙，贴歪了，边上翘着。所以您才会觉得‘两套’。毛边底下，原件还在。”
冯敬堂怔怔地看着她。院子里安静，墙外面有收废品的喇叭声，远远地飘。
他看了她很久。忽然，他的手反过来，抓住了她的手腕。老人手上没什么劲了，可抓得很实，指头都在用劲。
“郑医生。”他说，“我干法医三十年。尸检台上过手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一个都没替人说过谎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我自己的脑子在替别人说谎？”
“是。”
“那不行。”老人的声音抖了，抖着，却是横下来的，“那你帮我把那个新的记法掀开。掀掉。我要看底下那份。”
“会不好受。”郑岚说，“掀的过程里，头疼、失眠、情绪翻，都可能有。您这个年纪，”
“我这岁数，还能有几年好脑子？”冯敬堂打断她，“趁它还认得我，把它还给我。哪天开不了口了，那份原件就烂在我脑子里了，案子的账，就平不了了。”
郑岚看着他。看了几秒，从包里拿出笔和一张纸。
“我先做评估，三天。评估过了，定方案。”她在纸上写下一个时间，“每周两次，来您家做。笔记那套，您先收好，别给任何人看，包括电话里问我的人。”
“还有电话来问？”老人一愣。
“没有最好。”郑岚把纸条塞进他手里，站起身，拎起自己的包，“有，就装糊涂。您现在这个‘糊涂’，冯工，是您最好的盾。”
她走到院门口，冯敬堂忽然在背后喊她，嗓门还是那么大：
“郑医生！那个年轻人，我笔记里，写过他眉间有疤没有？”
郑岚的脚在门槛上顿了半步。
“这个我得回去查。”她说，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“刚才您一说‘填进去的’，”老人的声音低下去，混着风，“我脑子里那份歪的记法，往我手里塞了张纸。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可原件那份，”他按住自己的太阳穴，“原件那份，我记得那页上，有字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