审讯室的门推开，江屿走进去，把门带上。
小罗跟进来坐在记录位上，笔记本翻开，笔帽拔了。老陈在单面镜外没动，隔着玻璃看。屋里就三个人，江屿在袁长贵对面坐下，中间隔着一张桌，桌上录音笔的红灯亮着。
袁长贵看见他进来，腰背又挺了挺，双手在桌面上挪了挪，摆得更正了。
“开始吧。”江屿说，“从头。你是谁，那晚你干了什么。”
“我叫袁长贵，这名字用了十年。”袁长贵的语速很平，像在讲别人的事，“再往前，我叫佟贵生，海棠疗养院的锅炉工。烧了六年锅炉。他们把我挑进搬运组，理由很简单，我力气大，胆子小，不敢问。抬东西不让问是什么，不让掀布，不让记路线。我一样都没犯过。”
“那晚你抬的是我哥。”
“是。”他的喉结动了一下，“那晚三个人。深色大衣的是上头派来的临场负责人，我们管这种人叫‘先生’。我和丙二抬。布掀开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，就一眼。”他停住，手指在桌面上蜷了一下，“有体温。会晃。人还活着的时候，胳膊托上去的感觉和死了不一样，活的，沉里带着软。我不敢看脸。从车开进修养院到开出去，我全程看着自己的鞋尖。”
“车开出去的时候，你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什么？”
“后视镜不归我看。”袁长贵说，“是丙二看的。他看了，回来学给我们听，说巷口外头站着个学生，雨里站得像块碑，一动不动。丙二当笑话讲的。我没笑。”
江屿在桌下的手收拢了一下，又松开。
“接着说接人的事。”
袁长贵抬起头。这是他进审讯室以来，第一次露出类似痛苦的表情——不是哭相，是那种五官往一起使劲、又互相拉扯的样子，像脸上的肌肉在打架。
“接他上车的事，也是我。”
审讯室里静了一拍。
“上头交代得很细。不许碰他，不许吓他，不许两个人同时围上去。要像什么……像请。话都给我写好了，就那几句，我背了一个下午。”他闭了一下眼，把那几句从十年前原样搬出来，“我打着伞过去，蹲下来，跟他说：我们帮你处理，好不好。你不用做任何事，你只要睡一觉。”
“然后呢。”
“这孩子看了我十秒钟。”袁长贵的声音低下去，“十秒，我在心里数的。一秒一下。他不说话，就看着我，看我的伞，看我的手，看我们那个车。十秒以后，他问了一句话。”
他停下来。小罗的笔停在纸上，等着。
“他问：你们会连他一起还给我吗？”
记录的笔尖在纸上洇出一个墨点。小罗抬头看了一眼江屿。
审讯室死一样静。江屿的手在桌下攥成了拳，指甲掐进掌心，掐的是旧疤的位置，腕上常年系渡绳结磨出来的那一圈。他的脸上没有别的动作，只有下颌那条线绷紧了。
“我说‘会’。”袁长贵说，“我撒了谎。我这一辈子撒过很多谎，就这一个，天天还。他听完就点头，自己拉的车门，自己弯腰进去的，动作干净得很。上头夸我，说我办得漂亮，说这孩子‘配合度极好，录的音也干净’。”
“录的音。”江屿把这四个字咬出来，“当时就录了？”
“车里就有。”袁长贵说，“我后来才反应过来，那十秒钟，他们在录他的问话。录一个二十岁的孩子，问出什么，怎么答的，全要存档。组织存的不光是证据，存的是‘样本’。他们管这个叫采心。”
江屿闭了一下眼，再睁开。他没有在“采心”这两个字上停留，只是用笔在纸上划了一道，留给技术组后面去挖。
“从那天起，我就开始做梦。”袁长贵的声音更平了，平得发空，“梦里我天天抬着他。白天修表，手上托着托着，就觉得托的是个活人。我知道这不叫良心，良心是往外的，我这个是往里长的，长进肉里了。我治不了，只能等。等你们来。”
江屿缓了三秒，把最后的问题问了出来：“组织现在在哪。沈知遥在哪。你知不知道。”
袁长贵摇头，摇得很干脆：“我这种钉子，十年前就该拔。他们没拔我，是因为我‘无害’，跟当年留着周老头一个道理。真话、路线、人名，我这样的层级根本沾不着边。我知道的都在这间屋里了。”
“一个有用的都没有？”
“有一个。”袁长贵的前倾了一点，“不是地点，不是名字，是一句话。这十年，我在里面听人喝了酒说过两次。两次，说的人说完都自己捂嘴，说是上头选人、弃人的规矩。就八个字。”
他压低声音，一字一字地说：
“镜子会先照碎的人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单面镜外，老陈推门进来了，站在墙边问。
袁长贵没看老陈，看着江屿。
“你问对人了。”他说，“他们讲这话的时候，提过一脉血。说有的人家，生下来就是镜子，天生的，照得见别人藏着的东西。组织找了这种血很多年。可镜子这东西，”他慢慢咧开嘴，笑了一下。那个笑让人看了不舒服，不是狞笑，是一个碎过的人回头看碎玻璃的笑，“照别人之前，先照见的是自己。所以我先碎的。你们要找的那位大人物，天天站在镜子跟前指挥别人，早晚也是。”
他笑到一半，忽然笑不出来了，脸上的肌肉垮下去。
“去找沈知遥吧。”他说，“趁‘镜子’还没齐。”
江屿站了起来。椅子腿在地上蹭出一声响。他绕过桌角，走到门口，手搭上门把，又停住，回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一条不在细纲里，是他自己临时加的：
“我哥上车以后，到车开进修养院，中间有几分钟。那几分钟，车上有人说话吗？”
袁长贵愣了一下。他低头看自己的手，那双手在桌面上慢慢翻过来，掌心朝上，看着上面横横竖竖的旧疤，看了很久。
“说了。”他开口，“不是我说的，是那个‘先生’。他坐在前排，回过头，跟躺着的他说了一句。就一句，很短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江屿的手在门把上收紧。
“他说，”袁长贵抬起头，“‘你还欠我们一个字。到了里面，还。’”
审讯室里，录音笔的红灯还亮着，一闪，一闪。江屿站在门口没有动，小罗的笔悬在半空，忘了落下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