照片被封存进物证柜之后的第三天，江屿把它调了出来。
深夜，驻地办公室只剩他一个人。他把那张黑白照片摊在台灯底下，用镊子压着边角，看了很久。照片上的自己，二十岁出头，灰夹克，侧脸，站在B3的记忆剧场里，站在那面弧形镜墙跟前。右下角的时间戳他看过几十遍了，闭着眼都能背出来：十年前，四月十五日。
他记忆里，那天他什么都没做过。
不光是那天。那前后整整三天，他的记忆是一片糊的。他一遍一遍地问自己：一个普通的四月，我为什么会出现在B3？照片不会撒谎，相纸验过，药膜验过，时间戳验过，全是真的。可照片里的那个地方，他确定自己从来没去过。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方，又没到过那个地方，中间断掉的，只能是记忆。
三天。断掉的三天。
他知道该去哪儿找那三天。
母亲是前年走的。遗物一直没怎么动，封在老宅的樟木箱里，箱钥匙在他自己钥匙串上，挂了两年，一次没用过。第二天他请了半天假，回了老宅。老宅在城东的老干部区，楼道还是那个楼道，信箱上还贴着没撕干净的旧封条。开了门，屋里灰落了一层，他没开大灯，径直进了母亲的卧室，把樟木箱拖出来，开了锁。
箱子里的东西不多。几件叠得整齐的旧衣服，一个装照片的铁皮盒，母亲的工作证，还有压在箱底的一本记事本。
卷了边的，牛皮纸封面，是那种市面上早就买不到的老式本子。母亲的字他认得，娟秀，一笔一画，从不连笔。他坐在箱边的地板上，就着窗帘缝里漏进来的光，一页一页往前翻。
翻到十年前四月，指尖停住了。
那一页写着：
“四月十五，屿儿病了。说是头疼得站不住，学校那边打了电话，他爸活着的话该他去接，我去接的。人蔫蔫的，回家倒头就睡。烧了三天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喂水只喝一点点。醒来什么都不记得，人也蔫了半个月。”
字到这里换了一行，后面补了一句，笔迹比上面的轻，像是隔了几天又回头添的：
“问他在哪，他说不记得。这孩子，从小就不肯说瞎话，怎么这回说不清了。”
江屿捏着记事本，手开始抖。
回家。他记起来了，不是全记起来，是碎片浮上来了：宿舍楼下的电话，母亲的那辆旧自行车，他坐在后座上，风灌进领口。校医院的假条是后来补开的，他睡着，别人代办的手续，所以假条在他旧物箱里，可他自己没去过校医院。他这三天的病，从头到尾，是在家里睡的，母亲守着睡的。
睡了三天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
他懂这一段是什么。这不是病。烧三天、叫不醒、醒来什么都不记得、人蔫半个月，这个症状组合，他在卷宗里见过，在温蘅的入册记录里见过，在B2每一个“续封”过的人身上见过。这是一场覆盖。有人在十年前的四月，对他动过手。
而且动得很重。温蘅续封一次，封掉的是近期的几个月。他这一场，抹掉的不只是一天，是三天，甚至更多。他蔫了半个月，那半个月里他忘了什么，没人知道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忘了。
他坐在地板上，把记事本摊在膝盖上，又把照片从物证袋里取出来，翻到背面，把那行字对着光再看了一遍。
他睡着了，梦里答应了我。
这九个字，他前几天在档案室里读的时候，读出的是谜。此刻再读，字字发冷。对方不只是抹了他的记忆。覆盖是“拿走”，拿走已有的东西；而这行字说的是“拿”，趁他睡着，从他这里拿走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东西，一个承诺。睡着的三天里，有人对昏睡的他说了什么，他答了什么，答完之后，这一段被齐齐切掉，像一页纸被人从书里裁走，切口平得摸不出来。
哥哥的字在旁边签着花押。可那笔迹稳得不像生病的人写的。是哥哥写的，还是有人用哥哥的手写的？还是，哥哥知道这件事，记下了一句真话？
他把记事本和照片一起带回了驻地。
程蔓是深夜还在的，她在赶第三批稿的提纲。江屿把记事本放在她面前，翻开四月十五那一页，又把照片摆在一旁。程蔓一页一页看完了，又把照片背面的字看了一遍，很久没说话。屋里只有她的笔搁在桌上的轻响。
半晌，她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：
“江屿。你哥哥出事前，是不是也有一段‘睡过去’的日子？”
江屿猛地抬头。
这个问题像一根针，一下扎进了他这三天一直绕着不走的地方。他没答，先去翻自己带回来的另一摞东西，江岚的旧物，卷宗里归档的那部分。江岚最后那半年的时间线，专案组前后梳理过三遍，大事都在：三月他去了外地，四月十四日出事。可小事里有一条，三个人都漏了，当时被归进了“无异常”，齐照的证词里提过一句，说江岚那年开春的时候，有阵子“总打瞌睡，开会都能睡着”，大家笑他春困，笑了一个多月。
打瞌睡。犯困。睡得比平常多。
一个春天。江岚的记忆空白期，就在那一年春天。江屿翻齐照证词翻到那句的时候，把证词纸按在桌上，半天没抬手。
兄弟俩。前后脚。都被“睡着”过。
“先是我哥，一春天。”江屿慢慢地说，像是在给自己捋，“然后他四月十四号出事。我四月十五号开始睡，睡三天。睡醒的人是我，拍在照片上的人也是我。同一个计划，九个样本，第七行是我。”他顿了顿，“那前六行里，有没有我哥？涂黑的那几格，涂掉的是什么？”
程蔓没有接这句。她把记事本轻轻合上，推回他面前：
“先别猜格子。格子涂黑了，猜不出。能查的是你。”她指了指四月十五那一页，“你有三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：你妈的白纸黑字，物证照片，和你自己，你是活着的、被覆盖过的、还能对照的样本。郑岚说过，覆盖不是无痕的，深度催眠态下留下的东西，会在身体和习惯里留渣。这十年，你有没有什么习惯，自己说不清来历的？”
江屿不说话。他在想。想了很久，说出一句：“系红绳结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我随身那个红绳结。我一直以为是我哥教我的，刚才在老宅想了一路，我记不起来他教的场景。一点儿都记不起来。我只记得‘我会系’。”他的手不自觉摸向抽屉，那个被人重新系过的结还锁在物证袋里，“我把这个归成江岚的手法，是因为我只会这一个出处。可如果连这个出处，也是那三天里给的呢？”
窗外天色发白了。这一夜又通了宵。江屿站起身，把记事本按在桌上，按得很实，像是怕它自己翻页。
“查。”他说，“别从江岚查，别从验章人查，也别从计划查。从我睡着的那三天查起。四月十五我倒下的地方是老宅，守着我的是我妈，接我电话的是宿舍，送我回家的路上只有我们娘俩。这三天里每一个可能靠近过我的人，一个一个过。”
程蔓拿起笔，在第三批稿的提纲纸上另起了一页，写下“四月十五”四个字，底下画了两条线，一条通向老宅，一条通向学校。写到第三条线的时候，她的笔停了，抬头看他：
“还有一条你漏了。你妈那天，为什么一个电话就自己骑车去接你？”她说，“一个普通的三天高烧，一个当妈的，为什么在记事本里记了一句——‘怎么这回说不清了’。她疑过。她疑过什么，本子上没写。可本子是她的。”
江屿看着那本卷了边的牛皮纸记事本，半天没出声。台灯下，母亲娟秀的字迹停在那一页上，最后那半句轻轻的，像隔着十年递过来的：
怎么这回说不清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