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，市三院行政值班室的电话响了。
值班的是卫健委的夜班调度。接起来，那头是市三院神经内科的医生，戚明远，四十五岁，市里神经内科学组的委员，这个名字调度认得，也听过他讲课。
可电话里这个声音，不像讲课的那个人。这个声音在抖。
“我做了二十年急诊。”戚明远说，“转神经内科之前，我在急诊科干了八年。今晚我陪家属路过抢救室，里头在抢救，我站在门口——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不知道该先推哪支药。”
“两个护士在里面喊，我站在门口，脑子里白了一块。肾上腺素、阿托品、胺碘酮——顺序没了。哪支在前，哪支在后，剂量多少，全没了。我二十年前闭着眼都会的东西，现在，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
“我是医生。我知道什么叫器质性遗忘，脑梗、外伤、阿尔茨海默，我知道怎么排查。我今晚给自己查了，瞳孔正常，反应正常，我连神经内科的查体都给自己做了一遍。”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“我是正常的。我就是丢了那一块。就丢了那一块。”
“请你们来人。我是首例的话，就有第二例。”
调度把电话录了音。挂了电话之后他不知道该把这条记录归到哪个类目，最后归进了“待核实异常主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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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个夜里，城东。
一名带了二十年初三毕业班的老教师，第二天早自习站在讲台上，翻开课本，看着目录，突然停住了。
他教了二十年语文。那天早自习，他站在讲台上五分钟没说话，全班学生看着他把课本从头翻到尾，又从尾翻到头。然后他抬头问了一句：
“这个学期……我们上到哪一课了？”
不是客气，不是玩笑。早读巡查的年级主任在窗外看见了那一幕，进去一问，老教师的手在抖。他能背出自己的名字、家里的地址、女儿的生日。他不记得的只有一样，这一学期教到哪儿了，每一课该怎么讲，古文的讲法，作文的批法。二十年的手艺，一夜之间，摸不到了。
第三起在当天晚上。
119指挥中心的接线录音。一个接线员，入职十一年。一段呼救电话的录音里，她问了三遍：
“请问具体地址。请问具体地址。请问，具体地址，是哪个字？”
地址就报在耳边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报。她记不住。三秒之内必忘。挂了电话，同事问她怎么了，她说不上来，只说那通电话里“脑子里像有个洞，话从左边耳朵进来，从洞里掉下去了，右边什么都没剩”。
她哭着补了一句：“我不是不认真。我是，留不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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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起报告，在四十八小时之内，汇到了行动组。
老陈是从卫健系统的内部渠道截到这三条的。截到的当天下午，他把材料抱到了专案组会议室，往桌上一放：“都看看。戚明远这个人我托人打听了，业内口碑很好，不是那种乱反映情况的。另外两个，也都查了底，干净。”
江屿把三份问询笔录并排铺开。
铺开之后他没说话，先拿红笔，在每一份里圈关键词。
第一份，圈的是“抢救室”“推药顺序”。第二份，圈的是“讲台”“每一课怎么讲”。第三份，圈的是“接线台”“留不住”。
圈完，他抬起头。
“看清楚他们忘的是什么。”他说，“不是生活记忆。没人忘了自己叫什么，没人忘了回家的路，没人忘了家里人。忘的全是手艺。”
“急诊的用药顺序，是几千次抢救刻进去的。讲课的讲法，是二十年、一年几百节课刻进去的。接线的流程，是十一年、几万通电话刻进去的。”江屿用笔杆点着桌面，“这三样东西有个共同点，重复。高频重复，重复到刻进职业本能。然后，这一块，没了。”
“生活记忆他们碰都没碰。”他说，“这是挑选。挑着拿的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
“挑选，”老陈慢慢地说，“就是采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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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鹿接了记忆画像的活，给三个当事人做结构化访谈。
访谈做完，她把三张时间轴图并排贴在白板上。贴完，她在白板前站了很久，才开口，声音有点发干：
“有个细节。比‘忘’本身还冷。”
“三个人，都说了类似的话。”她指着白板，“戚医生说，他发现的时候，最先想不起来的，是‘最熟的那几步’。老教师说，‘最常讲的那几课，先空的’。接线员说，‘最顺的那个流程，先丢的’。”
“他们的遗忘不是乱丢。”小鹿说，“是倒着褪的。从最高频的动作开始褪，一层一层往外褪。像——”
她找了一下词。
“像舀水。一桶水里，从最厚的地方先舀。”
江屿听完，走到墙边。墙上钉着海城的地图。他拿了三枚图钉，按三个事发地点钉下去：市三院，城东，指挥中心所在的政务区。
然后他拿了一根红线，把三个钉子连起来。
线连完，会议室里几个人一起凑了过去。
线穿过的地带，从市三院往城东拉，再往政务区拉——中间经过的那一段，江屿的笔尖在图上点了三下。
海底隧道的陆域段。
老陈的脸沉下来了。他盯着地图看了半分钟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
“记忆之井在抽水。”
“上次是三厘米。”他说，“三厘米落在这三个人的脑子里，就是三块白。井喝的每一口，都有人替它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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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，行动组与卫健委成立联合排查专班。
卫健委派来的联络员叫贺兰，三十八岁，女，干练少言。她报到的时候拎了两个移动硬盘，一块牌子递给老陈，坐下来第一句话是：
“在职名录，全市医疗、教育、应急呼叫三系统，都在里面。要什么口径的筛查标准，你们定，我执行。”
标准是江屿定的，就一条：凡主诉“职业动作卡壳”，且器质性检查全部正常者，一律登记。不诊断，不下结论，只登记。
“口径放这么宽，”贺兰问了一句，“量会很大。你确定要宽？”
“确定。”江屿说，“我们筛的不是病人，是水线。水淹到哪儿，人忘到哪儿。宽进，才知道淹了多宽。”
登记跑了起来。贺兰把口径下发到三家系统的内网，以“职业状态自查”的名义发的，不惊动媒体，不进病历系统。
七十二小时，名单跳出来的时候，专案组的会议室里没人说话。
一百三十七个名字。
医生、教师、接线员、调度员、急救车的驾驶员、银行的柜面老手、地铁的行车调度，全是“一天要调用记忆几百次”的人。一百三十七个，分布在全市十一个区，没有一个的器质检查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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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里十一点，会议室只剩江屿和小鹿。
江屿把一百三十七个名字，一个一个，重新排布在墙上的地图上。每个名字一枚小圆点。排完之后，他退后三步，看着整面墙。
小圆点密的地方连成了片，颜色深的区域从市三院开始，沿城东铺开，往政务区洇——热度由点到面，在海城的版图上，洇出一片暗红。
暗红的中心，压在海底隧道陆域段的正上方。
小鹿站在地图边上，看了很久。地图上那片红很安静，红外的城市也很安静，她轻声问：
“老师。为什么先拿他们开刀？”
“成本。”江屿盯着地图，答得很快，像是这题他早做过了，“采集也要算成本的。”
“你想想一次采集是什么，从一个人脑子里，把一段记忆拿走，还不能让人当场崩掉，不能上新闻，不能进医院排队。这就是成本。”他点着那片暗红，“那什么样的记忆最划算？密度最高的。”
“一个门卫，一天调用职业记忆二十次，抽他一个，划不来。一个急诊医生，一天调用几百次，抽他一个，顶门卫十个。”江屿说，“所以第一批不是随机的。他们筛过。筛的标准就一条：单位面积，记忆最厚。”
“他们不是第一批受害者。”他顿了顿，把最后半句放下来，“是最肥的第一批样本。”
小鹿的手指在笔记本边上收紧了一下。
“抽完这批呢？”她问，“最肥的抽完了，下一批，”
“下一批是次肥的。”江屿说，“再下一批，再次肥。密度一层一层往外排。排到最外圈，”
他没说完。他用笔在地图上，沿着那片暗红的边缘，往外画了一个更大的圈。
圈进去的，是整张海城的版图。
笔尖停在地图边缘上。江屿收了笔，对老陈留在桌上的那份名单看了一眼，名单首页右上角，贺兰盖的登记章，墨还是新的。
“一百三十七个。”他低声说，“这是七十二小时的量。”
“井在底下接着喝呢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