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零三分，市局对面的百年钟楼上，报警电话打进了辖区派出所。
打电话的是钟楼值守保安鲁大川，五十五岁，在这栋楼里看了八年大门。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哆嗦的，说顶楼平台上有人上去过，人走了，东西还在，你们快来。派出所问是什么东西，他说一只缸，一只搪瓷缸，还温的。
值完夜班交接的时候，他按惯例上顶楼平台巡一圈。栏杆上搁着那只缸，白底红字的老式搪瓷缸，缸沿磕得掉了几块瓷。他伸手一碰，缸壁还有余温，像有人刚放下不到十分钟。缸底下压着一张字条，是从缸底下露出一角，他抽出来的。
字条上一行字，钢笔写的，笔画很稳：
不必找我。我站了一夜，你们没看着。
鲁大川在平台上站了半天，腿才想起来下楼打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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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点，案子转到行动组。
钟楼在市局正对面，隔着一条主干道，直线距离两百一十米。这两百一十米，就是这条字条的全部分量，市局大楼的正面，钟楼的顶楼平台，中间没有一栋更高的建筑。
小方第一时间把监控调了出来。
能拍到钟楼顶楼的镜头，全市一共十七个。路口的枪机四个，对面写字楼天台的球机三个，市政无人机巡检的回传存档两段，其余的分布在周边楼体的公共探头。小方把十七路全部调齐，按时间排开。
画面里确实有人。
凌晨零点十七分，一个身影出现在顶楼平台上，从检修梯口的位置走出来，走到栏杆边上，站定。清晨五点五十九分，转身，原路离开。中间五小时四十二分钟，除了夜里两点到四点之间那一段，海城起了薄雾，把画面糊成一片灰白，其余的时间里，那个身影一动不动。
站姿。就是站着。没有踱步，没有张望，没有看表。五小时四十二分钟，像一根钉在那儿的桩子。
“先看进出。”老陈说，“检修梯口有镜头吗？”
“有一个，楼北面的。”小方调出画面，“零点十四分，检修门开了。可这个角度是仰拍，逆着路灯，人从门里出来，只拍到一个轮廓。五点五十九分离开的也是这个门，同样只有轮廓。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，今早查了，锁芯上连一道新划痕都没有。”
“正面呢。”老陈说，“十七个角度，总有一个能拍到脸。”
小方没马上答。他把十七路画面并排铺在拼接屏上，一个角度一个窗口，时间统一对到凌晨三点整，画面定格。
十七个窗口，十七个身影。
每一个，都是背面。
老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路口的枪机从东拍，背面。写字楼的球机从南拍，背面。无人机是俯拍，按理该拍到头顶和肩膀，可俯拍画面里那个身影呈现出来的，也是背对着镜头方向的姿态，一个从天上看下去依然是背面的人。十七个角度，从东、从南、从高处，没有一路拍到正面，没有一路拍到侧脸。
“镜像投错了？”江屿问。
“我第一反应也是。”小方说，“设备故障或者数据错乱。我把十七路的原始帧全部重新拉了一遍，还抽了三路做了篡改检测。”他咽了一下，“没有问题。帧是真帧，时间是准的，画面没有动过。”
“再排除一遍。”江屿说，“十七个镜头的机位是固定的吗，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每次都恰好背对镜头。”
“我也算了这个。”小方把一张机位示意图调出来，“十七个机位分布在这栋楼的四面八方。要在同一个时刻背对十七个不同方向的镜头，人得长十七个后脑勺。就算他站的位置经过精确计算，让大部分镜头落在身后，无人机俯拍这一路无论如何绕不开，从上往下拍，没有背面可言。可他俯拍出来的，还是背面。”
他把帧序拉到底，一帧一帧翻过去，手是抖的。
“江教授，”他说，“这不是他在背对我们。是每一个镜头，都只能看见他的背面。”
会议室里没人接话。监控员，行动组借调来的那个，盯着拼接屏看了很久，忽然低声说了一句：“那缸……总得低头去放吧。放缸那一下，总得弯腰，弯腰总得让哪个镜头看见点别的。”
“零点十七分他走上平台，三十七分搪瓷缸才出现在栏杆上。”小方说，“二十分钟里，雾刚起来，南面的三路全糊了。他放缸的动作，落在雾里。”
“雾。”江屿说，“夜里两点到四点。采集的时间窗。”
屋里静了一秒。这句话谁都没往下接，可每个人都把它记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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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陈盯着屏幕看了足足两分钟，后脖颈一层一层地发麻。
“我不懂你们那些光学分析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懂一件事。站在市局对面楼顶上五小时四十二分钟，一晚上，一个正脸不给。这不是躲。躲的人不会站在路灯底下。”
“这是打招呼。”他说。
“对。”江屿盯着屏幕上那个纹丝不动的背影，缓缓地说，“你们把它跟虚像比一比。虚像进城、退场，我们连一道影子都拍不到，十七层那次，他从头到尾没进过任何一个有效镜头。那是影子的做法。”
“这位不一样。”他说，“他挑了市局正对面最高的地方，站了一整夜，让十七个镜头全都拍到，然后让十七个镜头只拍到背面。来是让你看见的，脸是不给你的。”
“这是入场式。”江屿说，“他在说，我不躲。你们看不见我的脸，但你们都知道我来了。十七路监控，就是他给自己办的报到手续，报到的材料，是十七个背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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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十点，现场勘查。
顶楼平台上能带走的东西只有两样。
第一样，搪瓷缸。缸里空的，没有水渍，没有指纹，缸底缸沿全部提取过，一片干净，干净得像被人整体处理过。缸壁的余温是真实存在过的，鲁大川六点摸到的，物证到的时候温度早散了，可基线对得上：一个放了整夜热水的缸，早上刚被倒空。
第二样在栏杆上。护栏的铜质立柱上，一枚极浅的压痕，浅到第一遍勘查漏了过去，是技术员侧光扫的时候才显出来的。菱形。边长一厘米出头，压进铜面的深度不到半毫米，边缘齐整，像是有人用一枚菱形截面的印章，隔着什么东西，在立柱上轻轻按了一下。
小方做了压痕复原。金属成分检测在下午出的结果：压痕上残留的微量粉末，是一种老式的镜面抛光剂，含氧化铈。这东西现在没什么人用了，早年间的光学车间打磨镜片用的。
鲁大川被请来做第二次问询。他坐在询问室里，手一直搓着膝盖。
“夜里您真的一点动静都没听见？”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我在一楼门房，就这栋楼，夜里除了海风什么都没有。可要说不对……”他停了一下，抿了抿嘴，“昨儿夜里静。静得不对。我在这个楼里八年了，风刮过来，檐口的铁皮要响的，一年四季都响。昨儿后半夜到天亮，铁皮一声没响。海风也听不着了。不是小，是……像是被拿走了。我半夜醒过一回，推开窗看了眼，对面你们局里的灯都亮着，好好的，可我那窗户，一点风都没进来。”
“那种感觉，说不上来。”他最后说，“就像这栋楼被人扣在一只玻璃杯底下，过了一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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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午，光学分析的结果出来了。
小方把十七路的背面影像逐帧过了一遍，帧结构、成像一致性、光影比对，全部核完。他在报告里写了两条结论：第一，不是剪辑，不是合成，十七个背面各自真实成像，光影关系与各自机位的环境光完全吻合；第二，这十七个背面，彼此之间不存在矛盾，它们不像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刻被不同角度拍下的“同一帧的不同侧面”，而是，用小方报告里的话说，“每一帧都成立，但每一帧都只成这一个面”。
江屿拿到报告，站在办公室窗前看完了。窗正对着钟楼。
他翻到报告封面的空白处，拿起笔，写下一个名字：
棱镜
写完，在这个名字旁边，注了一行小字：
棱镜成不了像，只成反射。我们永远只能看见他折回来的那一面。
他把报告递给站在旁边的小鹿：“归档。单独开卷，卷名叫钟楼。这一卷里的东西只有一件是要紧的，记住那只缸的温度。”
“缸的温度？”小鹿问。
“他五点五十九分离开，六点交接班的保安摸到余温。”江屿说，“倒空一只放了一夜热水的缸，然后马上走，让人一摸还是温的。这说明什么？”
小鹿想了想：“他走之前刚动过它。”
“对。他不怕我们知道他刚走。”江屿说，“打招呼的人，从来不掐着最后一秒跑。他就是要我们追出门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，可缸还温着。追不上的感觉，也是招呼的一部分。”
窗外，钟楼的大钟正打十二点。钟声响过之后，老陈从楼上下来，站到江屿旁边，也看着那栋楼。
“上午派人去顶楼又转了一圈。”他说，“什么都没有了。就剩栏杆上那一个菱形印子，技术那边说，恢复不了，铜面上那点形变量太小，除了拍照存档，什么都做不了。”
“拍照存档就够了。”江屿说。
“够什么？”
“够比对。”江屿说，“那个菱形的边长一点零三厘米，四边等长，四个角的角度偏差在百分之五以内，是机加工的精度。做这么一枚章的人，还会再用它。下一次它按在什么东西上，不会这么客气。你把压痕照片发下去，全市的物证比对库挂上，另外，海港口岸、机场贵宾通道这些天进城的登记里，凡是携带物品一栏出现‘金属印章’‘光学器材’‘镜面抛光材料’的，全部单列。”
老陈点头，转身去安排。走到门口，他又回头问了一句：“那缸呢？物证科问，搪瓷缸要不要入痕检库？”
“入。”江屿说，“缸是旧物。白底红字的那种老缸，现在没人用了。查它的来历，照相器材厂的职工福利缸，八十年代的产物，海城照相器材厂十年前就拆了。他端着一只四十年前的缸，站在市局对面喝了一夜水。”
“一个跟海城有旧账的人。”老陈说。
“一个记得海城四十年前长什么样的人。”江屿说完，把窗关上了一半。
下午一点，热力图监测点的例行回传到了。打包数据里，旧检修段D-7测点的水位曲线，从昨夜零点到清晨六点，涨了四厘米。
比之前的每天三厘米，多了一厘米。
多出来的那一厘米，涨的时间段，正是零点十七分到五点五十九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