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十七分，西郊旧巷的监控哨先报的警。
蹲守的行动组这几天一直在仁济路一带布点，17号车库那间地下档案室还封着，轮班看守。今晚值夜的是小方带的一组，三个人，一部车，停在巷口斜对面的洗车店门口。两点十四分，监控画面里翻进来一个人影，黑衣，翻墙落在褚家后院，动作很利索。
“目标进院了。”小方压着对讲机，“不是我们的人。请求靠近。”
“靠近。别惊动。”老陈的声音从信道里进来，他就没睡，凌晨两点还在局里翻周姓名单。
人影在褚家后院贴墙站了三分钟。然后窗台上出现了一只手，探进窗缝，手里捏着一根细长的东西。钢丝。顺着窗框摸下去，摸到墙根煤气管的阀门位置。
钢丝拧了大概两分钟。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，阀门被一点一点拧开了。
煤气的味道顺着夜风飘出来的时候，院里亮了一下。
不是灯。是一星火花，从老人手里那盏修表用的小台灯上崩出来的。
老人没睡。他坐在院里的藤椅上，鼻梁上架着修表的目镜，手里捏着一把镊子，膝盖上摊着一块拆开的怀表。他失眠，干了一辈子钟表匠的人都失眠，所以他半夜修表。煤气的味他闻到了，闻到的时候火花已经从镊子尖上窜起来了。
老人的另一只手抬起来了。
不是去捂鼻子，不是去喊。是伸到墙根，捏住阀门，反手拧死。两秒。从火花窜起到阀门关死，两秒。
埋伏的人扑进院子的时候，翻墙那个黑影已经上了墙头，蹬墙走了。小方追到墙根，手电往墙头一扫，只照到一枚被踩扁的纽扣。
老陈十分钟内赶到。他把那枚纽扣捏在指头里，对着手电看。
铜的，扁，指甲盖大。背面有一道细槽。
“编号槽。”老陈说，“和铜片一个路数。他们动手前连‘工牌’都戴着。”
“这算什么，讲究？”小方问。
“这算编制。”老陈把纽扣装进证物袋，“雇来的混混不带这个。这是组织自己人，还带着内部编号来的。灭口这种活，他们不让外面的人碰。”
老人被送上了救护车。煤气中毒是轻的，他自己掐得快，吸进去的那点量，吸氧观察就行。真正要紧的是不能让他再待在原地，老陈当场拍板，人在医院不安全，转安全屋。
救护车上，老人一直在攥着那块没修完的怀表。镊子没了，表还在，表链缠在他干瘦的手腕上绕了两圈。
“褚老。”程蔓坐在旁边，“先做个简单笔录，行吗？”
老人抬起眼。他九十二岁，脸上全是褶子，但眼睛不浑。他挨个看了一圈车上的人，最后停在江屿脸上，停了很久。
“我等你们等了六十年。”他说。
车上没人接得住这句话。
“等我们？”
“等有人来问。”老人把怀表往手腕上又缠紧了一圈，“六十年了。问的人来过，都是问一句就走的。你们是头一拨，是被人放了煤气还要把我抢走的。”
他看着江屿，浑浊的眼睛忽然定住了，定在江屿的眉眼上。
“你的眉眼。”他说，“我在仁济见过。不是你本人。是你这种血的人。”
江屿坐在他对面，没动：“您见过我什么人。”
老人缓缓摇头：“见了再说。到了地方再说。我这把骨头，一口气说不完那些。”
安全屋定在城东一处老单元房，两居室，楼下两个暗哨。褚敬安喝了一杯热水，靠在沙发上，先把自己的来历讲了。他讲得慢，一段一段的，像在下零件。
“我十九岁进的钟表行当学徒。1962年，仁济开所，缺个机灵的杂役，我师父把我荐了进去。”他说，“白天送饭，晚上给各屋的闹钟上发条。仁济的钟多。走廊上每十步一座，病房里一人一台，连地下那层，都有钟。”
“疗养所要那么多钟干什么？”程蔓问。
“医生说的。”老人呷了口水，“钟走得准，人就不容易乱。那时候我不懂。现在懂了。那是给人对时间用的。人在里头待久了，分不清外头是哪年，得靠钟。”
“编号病人。”江屿说，“您送饭送的，是编号病人？”
“是。都叫编号，没人叫名字。01到12，一年一批。”老人说，“医生也是编号吗，我问过一回。管事的瞪了我一眼，我就再没问过。但是00号医生，我见过。”
屋里安静下来。老陈从厨房那边走过来，站在沙发侧面。
“00号医生，什么样。”江屿问。
“每周三来查房。”老人说，“穿灰色中山装，头发往后梳。全所的人见了他都低头。你信不信，他查房的时候，连所长都站着。所长，名义上的一所之长，站着回话。”
“你给他上过发条吗。”江屿问，“他屋里的钟。”
“上过。”老人说，“他屋里就一座钟，摆在他桌上。别的钟都走标准时间，就他那座，我每回上完发条都对一遍时——快十分钟。周周都快十分钟。我忍了很久，有一回跟他说了，先生，您这钟快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，我知道。让它快着。”
“为什么快十分钟？”
“他说，”老人闭了闭眼，像是在从很深的地方往外捞那句话，“‘慢的人跟着钟走，快的人让钟跟他走。’”
屋里静了很久。怀表在老人腕上不走了，停着的，可老人还是无意识地用拇指蹭着表盖。
老陈往前站了半步。他问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放得很稳。
“褚老。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？”
老人沉默了。
沉默得很长。长到能听见楼下暗哨换岗的开门声。他的拇指停在表盖上，不动了。太阳穴上有一根青筋，一下一下地跳。
然后他缓缓摇头。
“名字……我脑子里有他的名字。”他说，“我确定有。每周三，全所的人排队叫‘周医生早’，我叫了九年。可它现在，”他抬起一只手，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，“像上了七道锁。我一去碰，一碰就疼，疼得像要裂开。不是忘。忘是空的，这个是满的，我掏不出来。”
“七道锁？”小方问，“您怎么知道是七道？”
“碰一道，疼一层。疼的位置不一样。”老人说，“一层比一层深。最后一层在最里头，我够不着。”
他放下手，看向江屿，看了很久。
“有人比我先一步，把锁装进了我的脑子。”他说，“小伙子，你干这行的。你替我算算——能把锁装进人脑子里的手，得是什么手？”
江屿没答。他坐在那儿，右手无意识地翻过来，指腹上那道梦里的墨迹早就没了，可他还是摩挲了一下那个位置。
然后他站起身，走到老人面前，蹲下来，跟那双九十二岁的眼睛平齐。
“褚老。”他说，“锁是装的，就能拆。您这九十二年没白修钟，七道锁，一道一道来。”
老人盯着他看了几秒，忽然咧开嘴，笑了。
“好。”他说着，抬起手腕，把那块停了的怀表解下来，塞进江屿手里，“那你先给我把这块表修了。”
“我不会修表。”
“我教你。”老人说，“拆锁跟拆表，一个道理——都从后盖开始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