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没亮，专案组的会议室就亮了灯。
小罗把十九份户籍档案打印出来，一张一张摆在长桌上。江屿站在桌子这头，程蔓站在那头，三个人从两头往中间过。
这是“周衍”两个字出口后的第六个小时。老人在重症监护里没醒，主控室这边没人回家，谁也回不去。
“全城户籍库里，姓周、名衍，两个字名，一共十九人。”小罗把第一摞推过去，“我按年龄排的序。咱们一个一个过。”
第一份，周衍，1938年生，纺织厂退休工人，履历从进厂到退休没挪过窝。程蔓翻了两页就摇头：“1958年进厂，工龄连贯，车间考勤一年不缺。这个人没离开过海城，仁济那几年他天天在纺纱机跟前站着。排掉。”
第二份，周衍，1951年生，卒于1980年。江屿看了一眼卒年：“死太早，也排。”
第三份，第四份。有的是郊区农民，一辈子没进城；有的是个体户，九十年代的下海档案一沓一沓的；有一个甚至当过仁济那条街上的邮递员，江屿让人单独调了他的投递路线，路线对不上，排掉。
过到第十一份的时候，小方端着两盒泡面进来，放下就走，走前留了一句：“你们仨的脸上，比黑屏那三秒还难看。”
过完十九份，天蒙蒙亮。桌上摊着的十九份档案，十九堵墙。
“全排掉了？”小罗不太甘心，把十九份又扒拉了一遍，“一个都对不上。最像的一个，是1955年那个，年龄对，经历也对，可我把他三代人都摸了一遍，姑舅姨全在本地，亲戚聚会一次不落。00号不可能是这种家庭出身的人。”
“排得对。”江屿说。
他站在桌边，盯着那摞废纸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开口。
“我们的路数错了。”他说，“陈怀谦写的是，‘其人1964年后不再用本名’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不是这个人改名了。改名要过户籍，要留档，要有个改名的由头，他不走这条路。他的意思是，这个名字死了，这个人没死。户籍上‘周衍’这个人，应该早就销户了，或者压根查无此人。”
“那我们查什么？”
“查这两个字后来住进了谁的身份证。”江屿说，“一个人不用本名，但他总要有个身份。这个身份不是凭空来的，是接的。接谁的？接一个死了的、走了的、查无此人的。1964年以后，‘周衍’这两个字不会出现在任何活人的档案里。但它出现过，在1949年以前，在某个旧纸堆里。小罗，反着查。别查活着的人，查这两个字在历史纸面上的落点。旧学籍、旧教职员名册、旧期刊的作者署名，哪怕是旧报纸的订阅名单。这两个字总在哪儿落过笔。”
小罗愣了两秒，一拍脑门：“对啊。人物是活的，字是死的。字落在哪儿，人就从哪儿接的。”
“衍字入名，讲究。”程蔓已经在了键盘前，“这字不土，不是随便人家用的。用它的人家，多半读书人家。我把检索再放宽，周衍X的三字名，也一起过，防着他当年是三个字的名，被人记的时候掐了尾巴。”
两路并行。小罗翻旧纸面，跑档案馆的数字化库；程蔓调三十年来的公开影像，海城有头有脸的场合，学术的、政务的、行业的，一张一张做面部排查。中午没人吃饭。下午三点，小罗那边先出动静。
“江老师！你来看这个！”
屏幕上是1962年《海城医学汇刊》的目录页扫描件。目录第三条，一篇综述的署名印着三个字：周衍清。
“周衍清，仁济系统的内部刊物，1962年。”小罗的手指有点抖，“‘衍’字，头两个字对上。这篇文章的作者单位，印的是，‘仁济疗养所医务科’。”
江屿凑近看那三个铅字。周，衍，清。第三个字不是“清”，文章里查不到这个人后来的任何落笔，一个只在1962年发过一篇文章的笔名，或者一个被掐掉的活人。
“他把自己名字的头两个字，留在了自家刊物上。”江屿说，“藏得最深的账，就搁在明面上。这是他的习惯，铜扣錾号磨掉、名字拆瓣，都是这一个路数：东西放在你眼皮底下，你不知道那是东西。”
“那活的‘周衍X’呢？”程蔓问。
“继续过。”江屿说，“他的现用身份，接的也是这两个字的头。我赌三字名，前两个字就是周衍。”
这一赌，赌到了晚上。
九点半，两路并到了同一张照片上。程蔓的影像排查跑完最后一轮，把一张大合影投上了屏幕。1996年，海城学术年会，摄影册编号清楚，条目写着“海城大学学术代表团”。
“这张。”程蔓说，“我跑了三百多张公开合影，排查老照片面部特征。这张里有一个位置，我的比对算法给了一个很怪的结论，那张脸的骨相，和1978年医学年会合影里那个‘陈怀谦旁边的空位’，同源度很高，但面部特征一个都对不上。算法判定不了，只能人工看。”
照片放大。
第三排最角落，站着一个戴薄手套的年轻人。他垂着手，站姿往后靠了半步，跟所有人隔着那半步，那个站姿，那个停顿的劲儿，江屿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“徐砚之。”他说，“年轻时候的徐砚之。薄手套、靠后半步，跟褚老描述的、陈怀谦手套上那块镊子印，全对上了。这是他的学生，或者他的作品。”
而年轻人的身旁，站着一位白发的老者。胸牌端端正正，气度沉静，被周围的人半围着，站位是全场的中心。全场所有的人都看镜头，只有这一个人没看镜头，在看那个戴手套的年轻人。
“查这个老头。”江屿说。
小罗连夜调同场年会的签到册。签到册是复印件，字迹一栏一栏排下来，翻到那一页，白发老者的名字栏里，钢笔字清峻，三个字。
周衍洲。
“周衍洲，时任海城大学校长。”小罗把职务栏念出来，“1979到2003年，海城大学的掌舵人，二十四年的老校长。海城大学新校区是他手建的，现在校园里还有他的题字碑。”
会议室里静了。
江屿盯着屏幕上那三个字，把“周衍”两个字从后往前放过去比，严丝合缝。周衍洲，头两个字，正是老人拼了命吐出来的那两个字。
他缓缓开口，声音不高：“陈怀谦不敢写的名字，褚敬安说到一半被黑掉的名字——三十年前，大大方方签在年会的签到册上。签了三十年。他就用这个名字，当了二十四年的校长，题了碑，剪了彩，给一届一届的学生发过毕业证。”
“等等，我捋一下。”小罗有点跟不上，“1964年他不用本名了，可‘周衍洲’这个名字，1979年才出现在校长任上。中间这十五年，周衍洲这个人在哪儿？”
“这十五年，就是接身份的十五年。”程蔓轻声说，“一个‘周衍洲’原本存在，家世、学历、履历都是真的，然后在某个时间点，这个人死了，或者消失了，00号接了他的骨相，养了他的脸，住进了他的档案。老派的换脸，不动刀，靠长，陈队说的那种，几十年。1964年到1979年，十五年，够长了。”
“那原本的周衍洲呢？”小罗问，“总得有个下落。”
“查。”江屿说，“明天的第一件事。海城大学的历史名人，老校长周衍洲，1979年之前的履历，官方一定有传略。把他1979年以前的人生一段一段抠出来，抠到哪一段对不上，哪一段就是接口。”
散会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。小罗和程蔓去调海城大学的校史档案了，老陈从重症监护那边回来，肋伤没好，人熬得眼窝发青。江屿把那张合影和签到册的复印件打印出来，一个人去了档案室。
档案室的白板还亮着。他把那张1996年的合影钉在白板正中，把签到册那页复印件钉在合影旁边。然后退开两步，看。
照片上，白发老者站在中心，目光落在旁边那个戴薄手套的年轻人身上。江屿看了很久。那道目光他见过，不在照片里，在他这些年办过的案子里。那不是长辈看晚辈，也不是师长看学生。那是造物主在端详自己最顺手的一件作品，验收，打量，掂量着这件东西还能不能用、还能改到哪里去。
江屿抬手，把最后一枚图钉按了下去，钉住签到册的一个角。手是稳的。
他退后一步，把整面白板看全。仁济的旧照片，07号的档案页，守忆人的图谱，铜扣、铁盒、全册，末页那两行“姓氏为周，讳其下二字”——所有的线，最后都汇到这张合影上，汇到那三个清峻的钢笔字上。
他一字一顿地开口，对着白板，也对着那个名字。
“周衍洲。你以校长的身份活了三十年。”
“那三十年前，你又是谁的‘衍洲’？”
窗外，天快亮了。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，小罗拿着一份刚打印的东西进来，走到白板跟前，把纸钉在了合影的左上角。
“海城大学官网，老校长传略页。”他说，“传略最后一行写着，周衍洲，2003年卸任，同年受聘终身荣誉校长，‘虽退居林下，仍日日到校’。江老师，官网的近照更新日期，是上个月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