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邻县的车开了两个半小时，山路绕了十八个弯，老陈的肋骨颠得他一路拿手压着胸口。江屿让他换到后座躺着，他不换。
“我开惯了。”他说，“方向盘在我手里，我踏实。”
柳河村到了，比乡志上写的还小。车进不了村道，停在村口的晒场上。下车第一眼，就是那棵槐树。
三百年树龄，树干得三个人合抱，树冠罩住半个晒场。老陈下了车，站在树底下，仰着头看了很久。
“江教授。”他说，“就是它。”
江屿也抬头看。树是老树，可树底下有新土，一圈，围着一圈矮石头。
“树底下埋过东西。”江屿说，“土动过，不止一回。”
按程序，行动组先到村委会。带队的是分局刑大的副队老康，四十多岁，跟老陈搭过档，进屋先给老陈递了个眼色：你是查案还是认亲，你自己拿捏。老陈摆摆手，站到了人群后头。
老支书七十来岁，耳朵有点背，一听“陈怀谦”三个字，先拍腿。
“陈老先生啊！”老支书的声音很大，跟人说话像隔着一道河，“回来十年喽！村东头住着！村里人叫他‘教书先生’，话少，客气，谁家红白事都随礼，从不落席，也不上桌，礼到了人就回。字写得好啊，春联全村都求他写！”
老陈站在人群后面，听着别人讲自己的父亲。他三十年没听过这个的任何消息，三十年里他以为这个人早就不在了。现在一个耳背的老支书，隔着一道河似的嗓门，一件一件往外说。他一言不发，手在裤缝边上攥着。
“陈老先生家里几口人？”老康问。
“一个人。”老支书说，“独门独户。就一个怪处——”
老支书领他们出来，往村东头走。走到一座小院跟前，院门是老式木门，锁着，锁都锈了，可锈得很匀，是天天摸的那种锈。
“他自己锁的。”老支书说，“人不烂稀罕，就是怪。你们自己看窗台。”
窗台上一排空花盆。粗瓷的，细陶的，大小七只，一字排开，盆里干干净净，一只种东西的都没有。
“年年春天，他自己翻土，自己下籽。”老支书说，“下完籽，浇两回水，芽出来一指高，他哪天早上一伸手，把芽全薅了，盆洗净，空着摆回去。年年这样。村里人问他种什么，他说——”
“等着。”老陈在后头说。
老支书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愣了：“哎？你咋知道？”
老陈没答。他盯着那排空花盆，喉头动了动。一模一样。他母亲阳台上那一排，一摆三十年。他母亲死了，这排花盆搬到了这儿，接着空着。
“不过他一年要消失几回。”老支书接着说，“最准的是清明。每年清明前两天，收拾个小包，进城，住三天，准回。问他进城干啥，他说‘看个老朋友’。”
“哪一年开始的？”老陈往前站了一步。
“他来的头一年就这样。”老支书想了想，掰指头，“十年了，一回没落过。”
老陈扭头看江屿。两个人都没说话。老陈母亲走了，整十年。头一年开始的。年年清明，进城三天。
“支书。”老陈的声音有点哑，清了清，“陈老先生，这些年见过什么人没有？亲戚、外头的，有没有人来找过他？”
“没有。一个没有。”老支书说得很笃定，“他要有个儿子闺女的，能一个人过？我就是纳闷这个。老先生啥都好，就是心里像揣着事。夜里他家灯老亮着，亮到后半夜。有一回我起夜，看见他坐在窗户里头写字。写了撕，撕了写。”
老康按程序开了院门。锁是挂锁，撬开登记，全程小方的人拍照留档。院里三间正房，一间书房。搜检走程序的时候，老陈在院子里站着，一步一步走，走得慢，看墙角，看井台，看鸡窝。这个院子的主人不在家。
“人呢？”老康问老支书。
“说不准。”老支书说，“有时候下地，有时候上山采药。有时候一走十天半月。他那个院子，我们从来不锁他门，他自己锁。”
书房里，江屿站住了。
书桌上有一本手抄的黄历。老黄历是市面上买的，可这本被抄过一遍，从头到尾，钢笔字，起笔重，收笔轻，横画末尾带小钩。每年清明前两天起、连着三天的那个位置，纸面上都有一个深深的月牙印，指甲掐的。
一年一个，掐在同一个日子上。十年，十个掐痕，一年不多，一年不少。头一年掐得最重，几乎掐透了，往后一年比一年轻，到今年这个，浅浅一道，可还是有。
“不是记事。”江屿翻着那本黄历，叫老陈过来，“记事用笔。这是掐给自己看的，提醒自己别忘。老陈，头一年掐得最狠。往后越来越轻。”
“越来越轻不是忘了。”老陈接过黄历，翻到今年那一页，手指按在那个浅浅的月牙印上，“是成了习惯了。习惯到不用使劲也忘不了。跟我妈的花盆一样，摆到后来，摆成了身体的一部分。”
他把黄历递给技术组编号，站在书房窗前。窗外正对着院里那排空花盆。窗台底下的小几上放着一个笔筒，笔筒里插着几支笔，笔尖全磨秃了。写字，写了撕，撕了写，写了三十年。
“江教授。”老陈背对着人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我父亲‘不在了’，是我上初中那年，所里来的通知，工伤。坟在陈家坳，我年年清明去，三十年。可这儿的街坊说，他回来了十年，年年清明进城，住三天。”
“第一层，坟里那个人，未必是你父亲。”江屿说，“第二层，年年清明进城三天，看的老朋友，”
“不是活人。”老陈说，“是坟。我妈的坟，在城里。清明三天，他去看我妈。”
“可他清明也去看另一座坟。”江屿说，“你年年去的那座。父子两个，年年前后脚，去同一座坟，三十年没碰上面。他躲着的不光是组织。他也躲着你。”
老陈没接这句。他站在窗前，肩膀绷着，绷了很久。
离开的时候是下午四点。院门重新上锁，贴了封条，留了两个人在村口盯守。老支书送到晒场，还在大声嘱咐，说陈老先生回来你们别吓着他，老先生胆子小。
上了车，车开出村口，老陈从后视镜里又看了一眼那排空花盆。车过了第一个弯，他才说话。
“江教授，今年的清明。”他说，“掐痕是新的。掐在今年的黄历上。老支书说，十年一回没落过。”
江屿在副驾上翻着日程本，翻到那一页，抬起头。
“今年的清明。”他说，“刚过去一周。”
“一周。”老陈握着方向盘，车在山道上停了一下，他没打灯，就停在路边，“他人呢。清明进城那三天，他看完了坟，回没回村？封条是今天才贴的。要是我早到八天，”
他没说完。他把车重新挂上挡。
“去我妈坟上。”他说，“现在，掉头回城。”
“去看什么？”江屿问。
“看花。”老陈一脚油门，“我妈坟前，我每回上坟都摆一盆花。摆了十年。我要是摆的哪盆，被人薅了，盆空着留在那儿，”
车在山道上掉了个头，朝着城的方向开。开出去两公里，小罗的电话追了进来，老陈开了免提。
“陈队，7号那页拼全了。”小罗的声音很快，“‘7号，男，入所时二十四岁，原职业，码头装卸。’后面一行，‘出所去向：调北边。备注：耐受优，转入二线。’陈队，7号是码头装卸工。码头。”
老陈握着方向盘，看了江屿一眼。
“我妈目击的，是码头仓库。”他说，“担架上成排的人。装卸工出身、耐受优的7号，就是抬担架的。”
电话那头小罗静了两秒，又补了一句：“还有，盯守的兄弟刚发消息，说贴封条之前，村里有个小孩讲，昨天后半夜，村东头那个院子的灯，亮着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