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柳河村往回开，山路上老陈接了两个电话。一个是盯守的兄弟打来的，说院里翻遍了，人不在，灶膛的灰是凉的，可书房那本黄历上今年的月牙印，掐痕边缘的纸还发新。第二个是老康打来的，说老支书又想起一件事，陈老先生进城回来，从来不坐村口那趟班车，都是在两里外的路口等一辆过路长途车，专挑天擦黑的时候。
“他不走村口。”老陈把手机扣在扶手箱上，“躲着人。躲着所有可能认得他的人。”
“第一层，躲组织。”江屿说，“第二层，一个死了三十年的人，进城回村，不能走大路。第三层，他连村口都不走，说明他防的不光是组织，还有家里人。老陈，他知不知道你查到陈家坳起了铁箱，不确定。但他防着这一天的心理准备，三十年前就做好了。”
车进城的时候天擦黑了。老陈没先回家，也没去他母亲的坟——坟在城西公墓，这个点去了也看不清什么。他把车拐进了城西老街。
“清明三天，住哪儿，得先找着。”他说，“一个人进了城看坟，看三天，晚上总有落脚的地方。”
找地方的是小罗。电话打过去二十分钟，小罗回话了。
“陈队，我顺着想了。三十年前的老户籍卡上，陈怀谦进城有个落脚点，登记过临时住宿，城西槐树巷南边两条街，义顺客栈。我托片警问了，那店还开着，四十年没挪窝。”
“老店。”老陈打了一把方向，“老店才有老登记簿。”
义顺客栈是两层的旧砖楼，门脸窄，招牌的漆掉了一半。老板娘五十多岁，系着围裙出来迎人，一听来意，先看老康的工作证，看完把人往里让，边让边絮叨。
“陈老先生啊，我们的老熟客喽。”她说，“清明必到，一年一回，回回住三〇三。三年前我这边装修涨了价，别的老客都换房换店，就他没换。三〇三贵了三十块，他说没事，住惯了。斯文人呐，说话轻，给钱的时候钱都捋得整整齐齐。”
老陈站在柜台前面，听着。他这几天净听别人讲自己的父亲了，讲一回，往里添一块。
“他有什么习惯没有？”江屿问。
“有。出门必戴薄手套。”老板娘比划了一下，“春夏秋冬都戴。我问他，他说老习惯，年轻时管档案的，怕手汗碰坏了纸质的老东西。还有一样，每年住店头一件事，让我把三〇三的窗户支开。我说楼上开着窗灰大，他说不碍事，说槐树巷那边有棵老槐，开花的时候，香味能飘过来，闻着那个味，睡得着。”
老陈和江屿对视了一眼。
薄手套。徐砚之在1996年年会合影角落里戴着的，是薄手套。周衍洲签字录像里那半拍停顿的同源人。而槐树，又来了。柳河村三百年的古槐，程蔓父亲戒指里刻的“在槐树下”，陈怀谦“凭槐下二字为信”的凭信。一个闻着槐花香才睡得着的人，把一生的凭信定在一棵树上。
“登记簿能看看吗？”老康按程序问。
“看吧看吧。”老板娘从柜台底下抱出几本总账，“你们要看哪年的？”
“从十年前开始，全要。”老陈说，“纸面的，一年别落。”
小罗那边同步在调。老陈把十年登记簿按年份码开，一年一年翻。清明前两天，入住，三〇三。年年如此，一年不落。可他翻到第一年那页的时候，手停住了。
签名的位置，三个字：柳守拙。
不是陈怀谦。
老陈一页一页往前对。十年，十次入住，十个签名，从头到尾，一笔不差，全是这三个字。起笔重，收笔轻，横画末尾带小钩。
“这个名，”小罗在电话里说，免提开着，“我查了在册人员库。查无此人。户籍、学历、出行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名字干净得像从来没活过。”
“没活过，是他自己起的。”老陈盯着那三个字，看了很久，忽然开口，“拆开看。守拙。我爸叫怀谦。怀谦，守拙，一个意思。藏着谦，守着拙。他给自己起的壳，壳里头还是他自己。江教授，跟周衍洲一个路数，名字换了，骨头的习惯换不掉。我爸这个，是拿本名改的，等于把心里话刻在壳上。”
“三十年躲追杀的人，起名反而留破绽。”江屿说，“不是疏忽。是留给你这样的儿子的。哪天有人顺着登记簿找来，看得出‘守拙’跟‘怀谦’是一根藤上的，那就是家里人到了。外人查十年也查不动一个查无此人的名字。”
老陈没说话，接着翻。翻到今年这一本的时候，江屿伸手按住了他的手。
“别急着翻篇。看日期。”
今年的入住行：清明前两天，三〇三，柳守拙。都对。可退房那一格，不对了。
老板娘凑过来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。
“这不对啊。”她说，“老先生年年都是清明后第三天一早退房，十年了，准得跟钟似的。今年这格写的是，”
她戴上老花镜，把登记簿拉近了看，看完摘下镜子，又看了一遍那格的字。
“老先生那天是半夜来退的房。”她回忆着，“敲柜台把我敲起来的，急得很。说家里有事，得连夜走。押金条都没要，我追出去塞给他的。我那时候还想，老先生这一趟怎么这么慌，来了十年，头一回见他慌。”
老陈俯下身，看着那一格退房日期。他的手指在登记簿的纸页上慢慢收紧，纸页发出轻微的脆响。他把那个日子在心里过了两遍。清明后第五天。案子上，那是沥青铁箱从陈家坳枣树底下起出来、铁盒显影的第二天。他们撬开铁盒的当天夜里，这个戴薄手套的老人，半夜退了房。
“他不是回家有事。”老陈直起身，声音很低，“他是听见了。铁盒起出来，他儿子在挖他埋的东西。他连夜走，是奔着去护，还是奔着去收？”
“更早的一层。”江屿说，“清明后第三天该退房，他多住了两天。多住的那两天，正是我们在分局里对血样、对全册、对出仁济档案的日子。老陈，你父亲不是今年才开始盯你的案子。他从头到尾，就在这条街的两条街外，坐在三〇三的窗户底下，闻着槐花香，听。”
老板娘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，又不敢问，只把押金收据的存根翻出来，指着说老先生那天走的，字都没签全，就签了个“柳”字，底下缺着两笔。
老陈接过存根，对着灯看。那个没签完的“柳”字，末一笔拖得很长，划出了格子，收笔的地方墨断了，是笔尖被人猛地从纸上拿走的那种断。
他把存根轻轻放回柜台上，说：“三〇三，我能上去看看吗？”
老板娘拿钥匙开了楼道尽头的门。三〇三很小，一张床，一扇朝北的窗。窗户这会儿关着，可窗台上落着一层很薄的灰，只有窗轴两边两道指头宽的地方是干净的。今年开过的。窗台外头，能看见两条街以外槐树巷那边的树梢。
老陈站在窗户跟前，站了很久。然后他弯下腰，从床底下摸出一样东西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捏起来，举到灯底下。
一团揉皱又展开的纸，是从账簿上撕下来的一页，正面空白。翻过来，背面有半行没写完的字，钢笔的：
“吾儿既启，则井，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