褚敬安醒了，可人还不能问话。郑岚在电话里说得很短：“醒了，指标稳，但第四层门是他自己顶上的，撬不得。谁都不许进病房问案子。江屿，尤其不许你进，你是第二容器，共振双向的。”江屿应了，让小鹿先守着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把线切回周衍洲这边，带上小何，去了海城大学教工宿舍。
约的人叫裴松年，七十八岁，校史馆的老馆员，在馆里干了四十三年，退休后被返聘至今，宿舍就在校园北墙根，一栋老楼的三层。老人开门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支蘸水笔，书房里堆满了校史资料，桌上一摞剪报，按年份码的。
听完来意，裴松年没急着接话，先扶了扶老花镜，把两个人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看完了，才慢慢开口。
“周校长的事。”他说，“你们不是第一拨来问的。五年里，第三拨了。”
“前两拨什么样？”江屿问。
裴松年从椅子上起身，走到书桌边上，拉开右边第二个抽屉，从一沓旧信封底下摸出一张名片，递过来。
“第一拨，说是做校庆纪录片的。两个人，带了个摄像机，问的问题倒规矩，周校长的履历、讲话、照片。问完走了，没留东西。”他坐回椅子上，“第二拨，就一个，自称校友会的。斯斯文文，坐下先给我倒茶，问的东西也绕，不问履历，专问周校长晚年交给谁办过什么事。走的时候留了这张名片，说往后有材料随时联系。”
江屿接过名片。纸是好纸，厚磅的，压了暗纹。抬头印着“海城大学校友会”，一个名字，一部电话。小何在旁边把名片拍了照。
“我后来按名片打过去。”裴松年说，“空号。”
“老先生，您没报警？”小何问。
“报了。”老人摆摆手，“派出所来了个小伙子，登了记，说号码是注销的卡，查不到人，让我留着名片，多留个心眼。我这一留，留了三年。”他指指江屿手里的名片，“你们拿去，我这几根老骨头，跟不动你们年轻人的案子，东西交对了人，我就踏实了。”
江屿把名片收进证物袋，没急着走，把椅子往前挪了半尺。
“裴老，第三拨来问，总得让人知道问什么。您在馆里四十三年，周校长在任二十四年。他晚年的事，讣告上那些之外的，您还记得多少？”
裴松年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摘下老花镜，拿一块绒布慢慢擦着，擦得很匀，一下一下。
“他最后五年，不太见人。”他说，“办公室不去了，会也不开了，家里就一个保姆做饭。偶尔见我，为什么见我，因为校史馆要去他家收东西，收捐赠。去了，他也不让我干活，拉着我聊天。聊的全是旧事，哪年翻修的礼堂，哪年修的路。聊着聊着，会忽然停下来，问我一句话。”
绒布停了。
“他问我：‘松年，你说一个人的记性，能装进另一个人的脑壳里吗？’”裴松年把眼镜重新戴上，看着江屿，“我当时当他是文人发感慨。九十岁的人了，夜里想生死的事，想出这么一句。我回他，校长，您写了半辈子回忆文章，您的记性早装进纸里了，纸就是脑壳。他听完，笑了一下。”
“怎么笑的？”江屿问。
“就笑了一下。”老人说，“不冷，也不热。笑完他说，纸靠不住。我问纸怎么靠不住，他不答，转头又聊翻修礼堂的事了。”
江屿的身体微微前倾。
“他还留下什么吗？”
裴松年又沉默了。这回沉默得长，长到小何都以为没下文了，老人才开口，声音低了些。
“有些东西。”他说，“他退休前，2003年那年，交给我一只牛皮纸袋。封口的线绕了三道，他自己绕的。他说，这是口述史的底稿，让我收着，等他‘百年’之后再交给学校。我问他百年是多久，他说，你比我小十四岁，你送我。”
书房里静下来。窗外操场上有人在喊操，声音隔着一排冬青传进来，很远。
“可他‘走’了五年了。”裴松年说，“我按规矩，等了五年。越等越不对。哪有让档案等死人的道理？档案等的是事，不是人。人事死了，档案就该动了。这五年，我夜里躺着想，那袋子口述史，怎么，怎么账对不上。”
“账对不上？”江屿问。
“讣告上写他2003年以后居家休养。”老人说，“可我在校史馆收材料，收到过他2004年、2005年的信，字是他的字，内容也平常，就是给馆里补材料的信。居家休养的人，不上班，信落款日期却是工作日，还提了馆里当天的事。我后来把信的日期跟馆务日志一对，对上了。人没到馆里来，可他知道馆里那天出了什么事。”
“他‘走了’还在办公。”江屿说。
“我不敢这么想。”裴松年摇头，“可我是个管档的。管档的人，账对不上，就放不进柜。”
江屿和小何对了一下眼神。小何在记录本上把“2004、2005年信件”记了下来。
“袋子在哪儿？”江屿问。
“在这儿。”裴松年拍了拍书桌右边，“三楼，我这屋里，锁在底下那个柜子。我信不过校史馆的库，库的钥匙，这些年换过几任馆长，谁知道配了几把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今天腿不方便，风湿，蹲不下去。明天上午，我取出来，你们来看。丑话说前头，看归看，东西没鉴定清楚之前，不能拿走。它现在还是周衍洲的遗物。”
“不拿走。”江屿说，“就在您家看。裴老，多问一句，这五年，除了那两拨人，还有谁跟您打听过周校长？”
“没了。”老人想了想，又补，“校内有一个。校办，上个月来了个年轻人，调周校长拨穗签字那半个钟头的录像。手续齐全，调走了。我登记的时候多问了一句，他说做纪念专题。可我记得，去年校庆，专题早做过了。”
“调录像的人，您有印象吗？”
“年轻，客气。走的时候，”裴松年停了一下，“走的时候，校办的一个人陪着他。陪着他那个，我认得，办公室的干事。干事送他出门，回头跟我说，这位是市里帮咱们做旧影像修复的老师。市里哪有这个口子，我这四十三年，没听说过。”
江屿起身告辞。老人拄着桌沿把两个人送到门口，书房到门厅就几步路，他走得慢，可一步没让人扶。到了门口，江屿握了门把，又回过头。
“裴老，最后一问。那两拨人里，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的细节？”
“第一拨没有。第二拨，”裴松年想了想，“有一样。那个人，矮，走路有点瘸，左腿。我送他到楼道，他下楼，我在门口听着，一步轻，一步重，很匀。瘸子下楼，一般急着抢那步好的，他不一样，他不急，一步一步，踩得跟钟摆似的。”
江屿握着门把的手，停了半秒。
“他哪条腿瘸，您确定？”
“左腿。”老人说，“他坐下的时候，先撑右边。起身也是。左边那条，抬起来费劲。”
江屿和小何下了楼。楼道里没人，两个人的脚步声一前一后。走到单元门口，小何才开口，声音压着。
“江教授，左腿瘸，矮个。”他翻开记录本，“洗记仪地下层在西墙，交接在北边。7号，码头装卸工，出所调北边，转入二线。档案里写的是‘耐受优’。”
“装卸工吃的是什么饭。”江屿说，“腰和腿。三十年抬担架、扛货上跳板的腿，膝盖早磨没了。矮个，是当年挑人上担架的标准——太高的人，抬人费腰。”
“7号还活着，进了城。”小何说，“五年前开始的，三拨人里的一拨。”
“名片三年前留的。”江屿说，“他比我们早三年就到这儿敲门了。周衍洲五年内死了三次，第一个死的就死在校内医疗室，签证明的医师2010年病故，签名却是五年前的。老陈挖账簿这几天，我们把日子倒排，05号之前还有谁死过，档案里没有。裴老这儿，多了一样东西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2004、2005年的信。”江屿推开了单元门，“字是周衍洲的字，可签证明的死人在写字。这不是两个壳在换。这是有人拿着死人的手在补活人的账。补账的人，账房先生那一套，跟陈怀谦一个师父教的。”
小何在本子上记了一笔，又抬起头：“那裴老手里的牛皮纸袋——”
“三道封线绕的。”江屿说，“陈怀谦铁盒的封法。这个案子里，正经人封东西，都是绕三道。”
门外是校园的路。江屿往车那边走，走了几步，兜里的手机震了。是老陈，短信，就四个字：
“到了。等信。”
江屿站住，看了一眼这个短信。他给老陈回拨过去，响了两声被摁掉了，紧跟着第二条短信进来：
“坟上的花，被人薅过。盆，空着留在那儿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