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裴松年家回来的第二天，老陈归队后的第一次正式碰头会定在上午九点。会还没开到十分钟，就被一封信打断了。
信是分局收发室早上分拣上来的，收发员发现收件人是专案组的人，直接送到了三楼。牛皮纸信封，老式的，火漆封口，边角齐整，分量比普通信件重一些。收件人一栏是一手钢笔字：江屿教授亲启。
信是程蔓先拿到的。她今天一早赶来对接校庆的公开报道线索，调查记者，二十八岁，之前在晚报深度部，跟这个案子搭过几次手。她捏着信封，翻到背面看寄件人地址的时候，手指顿住了。
“江屿。”她的声音不太对，“寄信人地址，是海城大学。”
“海城大学怎么了？”小鹿问。
“寄件人地址是海城大学校史馆。”程蔓把信封背面转过来，让全屋人看，“落款，寄件人姓名，周衍洲。”
屋里瞬间安静下来。小鹿手里的笔停在编目表上没落下去，小方摘了耳机，老陈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绕过长桌，走到程蔓跟前，把信封从她手里接了过去。
“邮戳。”他只说两个字。
程蔓指着信封右上角：“昨天的戳，本埠。收发室说，这封信夹在今天早上的大宗信件里一起上来的，大宗那批是学校办事处的邮包。”
“死人寄信。”老陈把信封平放在桌上，戴了手套，“学校办事处昨天发了一批邮件，里面混了这一封。寄件人姓名地址填的是周衍洲，史馆的馆员，五年前就病逝了。发件的时候，经手的人要么没看，要么看了不敢说。”
“要么填单子的就是他自己。”小何在白板边上低声接了一句。
没人接这句。江屿站起来，走到桌前。老陈看了他一眼，把信封推过去：“你拆。你的名字。”
江屿戴上手套，拿起镊子。火漆封得很规整，蜡面上没有指甲印，跟牛皮纸袋那只的封法不是一路。他用镊子尖沿着蜡边一点一点起，起得很慢，火漆整片剥了下来，信封口开了。
里面是一张请柬。
烫金封皮，纸质考究，跟他证物袋里那张裴松年收到的同一批工艺。封面八个烫金字：海城大学百廿校庆，恭候莅临。翻开内页，正文只有两行，恭请江屿教授于十月十日拨冗莅临，落款还是那枚不存在的机构，海城大学百年校庆筹备处，章印的颜色跟裴老那张深浅一致，同一枚章盖的。
“你也在名单上。”老陈说，“江教授，你被邀请了。”
“第七封。”小罗在旁边翻着记录本，声音发紧，“到今天为止，这张请柬，我们知道的就有七封。裴老一封，这一封。收这东西的还有谁，我们一封都还没摸到边。这玩意儿是成批发出来的。”
江屿没说话。他把请柬的内页拿起来，对着窗户的光看了一遍，又翻回背面，指腹在纸页的边缘停住了。他把纸凑近，用指甲在夹缝的位置比了一下，抬头：“小方，厚度不对。”
小方过来，接过请柬，捏了捏内页的边，又对着光看。他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把薄刀，刀背抵住内页中缝的位置，手腕一压，一挑。
夹层里滑出来一样东西，一张薄如蝉翼的胶片，半透明，卷得很松，展开有巴掌大。小方用两指捏着边角，托到投影仪的载物台上，压平。
会议室的灯关了。大屏亮起来，满墙浮出一列名字。
是打印的字，很小，排得很密，一行一行往下走。小鹿坐到电脑前，把投影上的内容逐行往编目表里录，录一行，念一行。
“市档案馆副馆长。法医中心签收员。三中教务主任。晚报深度部主编。长途接线台退休话务员。”
她念到第五行，停了一下，回过头看了程蔓一眼。程蔓的脸色已经白了。小鹿接着念下去。
“殡仪馆司仪。公证处档案管理员。方言研究项目负责人。图书大厦采购主管。仁济旧址物业管理员。”
会议室里只剩她一个人的声音。名字一行一行往下滚，小鹿念得越来越慢，因为每一行念出来，屋里就静一分。念到第四十几行的时候，老陈开口了：“先别念了。数一数，一共多少行。”
小方把胶片全幅展开，数了数：“一百二十个名字。每个名字后面跟两栏，一栏职业，一栏单位。没有地址，没有电话。”
“把职业栏单独拉出来排。”江屿说。
小方拍照，放大，把一百二十个职业重新排成一列投上大屏。这一排出来，屋里的凉气就更重了。一百二十个岗位，看着东一个西一个，可顺着排下来，类别是齐的：档案馆的，图书馆的，医院的，法院的，报社的，电台的，学校的，殡葬的，公证的。老陈盯着那一列看了很久，从牙缝里说了一句：
“全他妈是记东西的。”
“不是记东西。”程蔓站了起来，走到大屏跟前，声音比平时快，也涩，“江屿，你看这个结构。档案员管城市记住什么。法医签收员管死亡怎么被记录。教务主任管一代人的课本记忆，主编管版面上留什么删什么，接线员管几万人的通话从哪儿走。这一百二十个人，不是一百二十个岗位，是一百二十个阀门。这座城市每天记什么、忘什么、什么存档、什么销毁，水流从他们手里过。这不是嘉宾名单。”
她停了一下，像是在找一个准的词。
“这是采样名单。”
“采样。”江屿接过了这个词。他站在大屏侧面，一百二十个名字的光投在他半边脸上。“程蔓这个词用对了。老陈，你还记得十五段录音里那句话吗？记性这东西，跟水一样，得有地方流。周衍洲想了两辈子的事，就是记性怎么流，从谁身上流，流到哪儿去。这一百二十个人，就是流经的河床。组织管这种人有个叫法，我在褚敬安的旧档里见过一次——关键记忆节点。一个节点管一片，一百二十个节点铺开，”
他在大屏上用手画了一个圈，把整面名字圈了进去。
“全城都圈进去了。档案馆副馆长一个人，管着半个海城的城建档案。法医中心签收员，每一份死亡记录过他的手。接线台那个退了休的，可长途话务的底带归她整理。这不是请一百二十个人来吃席的。借一场校庆，把这一百二十个人聚到同一个校园、同一天，完成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采集布点。人来了，机器也开了。名单上的人自己走进去，出来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可他们脑子里管的那些阀门，已经换过一遍芯了。”
“为什么是校庆？”小鹿问，“要聚人，别的场合不行吗？”
“校庆最干净。”程蔓答得很快，这是她的本行，“一百周年，学校筹备了两年，公开的，登报的，来的全是各个单位有头有脸的人，人人有名有分，谁也不多看谁一眼。一个档案馆副馆长出现在大学校庆上，天经地义。别的地方聚这么一锅人，警察第二天就上门了。校庆不会。”
“还有一条。”江屿说，“你们看第一百零一行，仁济旧址物业管理员。名单里有这一行。编这份名单的人，把自家门口的哨兵也编进去了。这份名单不是外人对海城的观察——是内部视角。至少一半以上的名字，要靠几十年的内部档案积累才挑得出来。比如那个长途接线台的退休话务员，一个退休老太太，全海城没有第二个人会把她算进什么名单。”
“周衍洲挑的。”老陈说。
“周衍洲挑的，或者，顶着他名字的那个东西挑的。”江屿说，“这份名单的落款是个死人，寄件地址是死人待了四十年的馆。可名单是活的，第七封请柬昨天才发出来。发信的手还活着。”
老陈把请柬连同胶片一起收进证物袋，封口压实，声音沉下去：“死人发请柬，请的是活人的脑子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。江屿走到窗边，拉开百叶的一缝。楼下的院子里，两辆警车正出大门，警灯在上午的天光里转着，一明一灭。远处是海城的天际线，档案馆的楼、报社的楼、医院的楼，一座一座排开，每一栋楼里都坐着名单上的一个人，此刻正在上班，倒水，盖章，签收，不知道自己被印在一张薄得透光的胶片上，排在第一百几十几行。
“分工吧。”老陈把证物袋锁进柜子，转过身，“二十八天。三件事。第一，第七封之后的请柬，还有多少封，发到了谁手里，摸出来。名单上一百二十个人，我们能接触到几个，能提前打招呼的打招呼。第二，学校办事处昨天那批大宗邮件，寄件人登记底单，调出来，写信封的那只手，得有个模样。第三——”
他顿了顿，看向江屿。
“第三件，江教授。校庆那天，这张请柬，你去不去。”
江屿从窗边回过身。桌上证物袋里，烫金的封皮隔着塑料袋泛着光，收件人那一栏，江屿教授亲启，六个钢笔字，起笔重，收笔轻。
“去。”他说，“他不请我我也要去。他既然请了，说明校庆那天，他在等我。老陈，一个死了五年的人，计划了五年，刻好了章，印好了请柬，等的就是有人查到这一步。全城一百二十个阀门，加上两个警察一个教授，都在他的席面上。他要开的是一场席。”
小鹿在电脑前录完最后一行，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把屏幕往这边转了转。
“老师。”她说，“名单最后一行，第一百二十行。是个学生。”
“哪个学校的？”老陈问。
“海城大学，在读，研二。”小鹿把那一行放大，投上大屏。职业栏只有一个词：受试者亲属。
名字那一栏，是三个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