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底的敲击在衰减，四十八小时的窗口压了下来，可在等定位数据的这两天里，图谱的活儿不能停。图谱要定稿，还差最后一步：实证。三百三十一个案子的规律、五个环、一百二十个节点，全是纸上的推演，名单上的人，记忆到底有没有被动过，至今没有一个活的样本验证过。江屿在碰头会上把这一步摆了出来，摆出来的同时，也说出了他的难处。
“设备查不了。”他说，“名单上的人不是嫌疑人，不能强制检测。就算能，抽个脑电、做个磁共振，也看不出记忆动没动过。这种手法不留生理痕迹。能摸出来的只有一种人。”
会议室里的人全都看向了程蔓。
“我看你们干什么。”程蔓先说了话，语气不算好，“江屿，你直说。”
“你。”江屿也不绕，“你的共振能力。隔着交谈就能摸到对方记忆的纹理，裴老那儿你摸过一次，摸出了‘底稿看完了’底下那层违和。比任何设备都准，不留检测痕迹，对方全程以为只是聊天。我需要你以一个不引起怀疑的身份，上门，抽查三个名单上的人。”
程蔓沉默了几秒，把笔在手里转了半圈。
“名单上的人全是有身份的，得有个说得通的理由。”
“城市口述史。”江屿说，“校庆前，正好有媒体做海城百年记忆的专题，这本来就是你本行，谁都不奇怪。你挑人，怎么挑、怎么谈，全你定。我们只出验证对象的条件：一，确认在名单上；二，落在一百二十个频段位的中后段；三，本人健在、能正常交流。”
“那我先立一条。”程蔓说，“谈什么、摸什么、摸到哪儿收手，我定。你们不许在旁边给我递条子。摸记忆这个事，收手的位置是良心，不是任务。”
“行。”江屿答应得很干脆，“我连现场都不出现。”
老陈补了一条：“抽查对象周边，我安排便衣在外围，不进楼，不出现在你视线里。你只管进去喝茶。”
第一例是程蔓自己挑的，长途接线台退休话务员，名单第六十七行，独居，住城南老邮电局的家属院。程蔓以口述史记者的身份登了门，带了一台录音笔和一盒点心，前后待了四十分钟，茶叙，聊的全是老太太的接线生涯。回来的路上她一句话没说，进了会议室才开口，开口之前先灌了半杯水。
“她的记忆里有一道‘接缝’。”她说，“一九九八年那一段。你们听我说仔细点。她记得那一年自己每天上班，记得车间的绿墙皮，记得台子上的交换机型号，连颜色都对。可是我问她那年发生了什么，她答不上来。不是记不清，是平的。我问她那年夏天单位发的什么防暑品，她顿了八秒。我问她那年除夕值没值班，她答了，答完自己又推翻了。整整一年，全是概述，没有一个具体的细节。一个人对任何一年都不会是那样的，人对年份的记忆是靠事情挂住的，她那一年，一件事情都没挂着。像是有人把那一年，熨过。”
“熨过。”江屿重复了一遍这个词。
“熨过。”程蔓点头，“皱没有了。不是抹掉，抹掉是空的，她会说自己不记得。她不觉得自己不记得，她说得出那一年‘一切正常’。接缝就在这个‘一切正常’上。缝合得太齐了，齐得 unnatural。江屿，你们那边，一九九八年，对得上号吗？”
小罗当场翻底表，翻了两分钟，抬起头：“对得上。第一环内圈，那一年有三个封存案的点，落在她单位的辐射范围里。第四批被销毁的那批案卷，缩微批文上注的原卷年份，就是一九九八年。”
第二例，程蔓第二天去的，区法院的退休档案员，名单第三十一行。第三例，图书大厦的采购主管，还在职，程蔓约在他单位的会客室，四十分钟的“校庆专题采访”。两例的结果，当天晚上摆到了会议室的桌上。
“一样的。”程蔓把三份谈话录音和共振记录并排放着，“档案员，二〇〇三年，平的。采购主管，二〇一一年，平的。三个人的‘平整年份’不一样，但平整的方式一模一样，年份记得，概述记得，细节全空，本人毫无察觉。还有一条，三例共同的，他们提起那个平整年份的时候，语速会变。不自觉地慢下来，像车开上了重新铺过的路面，平，但心里发虚，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发虚。”
盲评是郑岚做的。她是市三院的心理专家主任，这个案子从封存解档起就在组里挂职，程蔓把三段记录交过去，不告诉她对象、不告诉她怀疑方向，只让她评估“被访者记忆陈述的临床特征”。三天后，郑岚的书面结论送回来，程蔓当着全组念了关键的一句。
“三名被访者在特定年份的记忆陈述，呈现‘叙事覆盖’特征：宏观框架完好，情节记忆缺失，缺失呈断崖式而非衰老式，不符合自然遗忘曲线，符合外源性干预。干预手法评估：与本案已知的‘封存’类操作同源。”
“同源。”老陈把这两个字咬了一遍，“图谱成立。名单上的人，记忆确实被预处理过了。预处理好了，封着，就等校庆当日，采集器一扫，收割。一百二十个人，一百二十罐封好的货，日期都印在请柬上了。”
图谱就此坐实。散会的时候，多数人先走了，江屿去关投影，程蔓没走，她在走廊里等着他。等他出来，她拦在他面前。走廊里没有别人。
“江屿。”她开口的声音是平的，说两句就不平了，“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干了什么吗？我坐在那个采购主管的办公室里，他给我倒茶，跟我聊他儿子考研的事，聊得很高兴。然后我问他二〇一一年，他一开口，我摸进去了。我撬开他的记忆看了一眼，看完了，跟他握手，说谢谢配合，走了。他到现在都不知道。江屿，我干了什么？我撬开一个人的记忆锁，只为了验证我们的一张图。这件事，和组织撬开他们的记忆锁，在手法上，有多大区别？”
江屿站在原地，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等她说完，等了几秒，才开口。
“区别不在手法上。”他说，“手法上，几乎没区别。这话我认。”
“那你告诉我区别在哪儿。”
“我不告诉你。”江屿说，“我告诉你也作数不了，因为咱俩都是拿主意的人，自己给自己划的线，不算数。这条线得别人来划。程蔓，你说得对，我不该接得这么痛快。这三天你上门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的是图谱定稿，是二十天，是一百二十个人。我没替茶桌对面那个人想过一分钟。这一条，记在我头上。”
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开着，郑岚在里面整理记录，她显然听见了，走了出来，在两人跟前站定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补了她的那一句。
“区别在于知情权。”她说，“他们没同意。这是唯一的区别，也是全部的区别。程蔓，你不是在审判自己，你是在提醒我们，这条区别，只值一层纸，戳一下就破。所以要拿制度把它糊厚。”
当晚的行动组会，主题只有一个：伦理条款追加。郑岚起草，全组过目，逐条念，逐条议。
第一条，活体抽查仅限图谱验证所必需，样本数封顶，做完三例，到此为止，任何新抽查须经老陈和郑岚双签。
第二条，每一例抽查完成后七日内，由郑岚以回访名义登门，做记忆安抚，观察对象有无因谈话产生继发困扰，有则处置，处置记录归档。
第三条，江屿的还原能力，不得对任何抽查对象使用。这一条是郑岚单独加的，加的时候她看了江屿一眼：“你的能力是往里走的，走得比程蔓深。查证用不着那么深，就不许走那么深。”
第四条，全部监督记录副本，存伦理监督和市局督察两处，专案组自己不留底。
老陈逐条看完，拿笔，一条一条签字。签完最后一条，他抬起头，把笔搁下，环视了一圈屋里的人。
“图谱是拿来看病的，不是拿来做实验的。”他说，“这条线，往后谁碰谁出局。我说的是任何人。包括我，包括江教授。散会。”
众人散了。程蔓把签好的监督记录收进包里，她抱着包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指尖还在微微发抖。江屿走过去，想说句什么，她先摆了摆手。
“别劝我。”她说，“我没事。我就是得抖一会儿，抖完了才算把这件事记住了。记住了，下回门开在我面前，我才收得住手。”
她抱紧包走了。江屿站在原地，看着她进了电梯。电梯门合上之后，他回办公室收拾东西，桌上摆着刚定稿的图谱打印件和三份抽查记录。他把两摞纸摞在一起，正要装袋，手机响了。是小罗，人还在档案室，声音压得低。
“江教授。程蔓今天下午约的那个采购主管，第三例。我录完他的地理栏，顺手查了一下他的入职年份，想看看落在第几环。查完发现对不上，他哪一环都不是，不在九十七个人里。”
“那就是三个例外之一，正常。”
“不正常。”小罗说，“我把他近三年的出行记录调出来看了看。他去年十月，请过三天假，去向登记的是外地探亲。可他探亲的城市，我核了车票。江教授，那趟车，到的城市是柳河村所在的那个县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