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公室里静了足有十秒钟。老陈没接她那个问句，江屿也没接。
“见过。”老陈最后开口，语气平平，“干刑警三十年，见过两回。一回是打了麻药的，一回是走了以后家属替他整理的。都不是自己笑的。你想说什么，说。”
顾春枝点了下头，像是对这个回答满意。她拉开办公桌右边第二个抽屉，从一摞病历底下抽出一册手写的登记簿，蓝色的布面，边角磨得发白。她双手把它推过桌面。
“你们翻我账房、翻我药房、翻我库房，翻了两个钟头。”她说，“我等着你们翻这儿。你们没翻着，我给你们。”
老陈看了江屿一眼，江屿伸手把登记簿拿过来，翻开第一页。
手写的，字很工整。一个名字，一个日期，底下是几行小字。他一页一页往后翻，翻得不快。翻到第三十几页，他翻页的手指慢了下来，到第五十几页，停了一下，又接着翻。翻完最后一页，他把登记簿摊开在桌面上，推到老陈跟前。
“五年，一百零三位。”他报数，“每一条的格式是同一套。姓名、病症、痛苦等级、意愿确认，本人签字或家属签字，最末一栏，叫‘交付物’。交付物那一栏，一百零三条，写的全是同一个词。”
“哪个词。”老陈凑过去看。
“记忆。”江屿说，“整册登记的，不是死亡，是记忆的交付。”
“这是他们的意愿。”顾春枝的双手还交叠放在膝上，声音稳，“每一个人，本人或者家属签的字。你们要的证据，一页一页都在这儿。我们不是偷，是收了托付的。”
“托付。”老陈把这两个字咬了一遍，“托付给谁？”
“不是我。”她说，“我只管让最后一程走得安稳。”
屋里安静下来。走廊那头食堂的动静已经停了，老人们回房了。顾春枝看着桌上那册簿子，慢慢开始说。她说得不快，中间有几处停顿，停顿的时候手指会在膝盖上攥一下，再松开。
“我先生走的时候，是肺上的病。痛了十一个月。”她说，“最后那一个月，他求我。一个教了三十年中学物理的人，躺在床上一遍一遍地求我，说春枝，你让我走吧，我不怕走，我怕疼。我办不到。法律不许，我自己的手也办不到。我就守着，守到最后一夜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他走的时候，脸是拧着的。我给他擦了脸，理了胡子，让他体面。可我知道那是摆出来的体面。他不是笑着走的。我在这院里干了十九年，就是为了我自己那句誓——我发过誓，不让再一个人那样走。”
“然后那位老朋友找到了你。”江屿说。
“你们都知道了，还问什么。”顾春枝看了他一眼，又收回目光，“对。十九年前，院子的房子刚租下来，装修的款还差着一截。有位老先生来找我，说是听人讲起我要办临终关怀的院，特意来看看。他来了三回。第三回，他跟我说起有一种技术。”
“什么技术。”
“能让人卸下记忆。”她说，“人这一辈子的病痛，一半在身上，一半在记着病痛的那颗心里。把记忆卸了，痛就跟着卸了。临终的人干干净净地走，不疼，不怕，不惦记。他跟我讲这个的时候，我是不信的。他说，你信不信不要紧，你见一见就知道。后来我见了。”
“在哪儿见的。”
“就在这院里。头一位是位老太太，胃癌晚期，疼得整夜喊。老先生带了几个人来，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我去查房，老太太坐在床上喝粥，跟我说，闺女，我这一辈子挺好的。”顾春枝的声音还是稳的，只是慢了下来，“我送走的头一个笑着走的人，就是她。从那天起，这买卖，我做。”
“代价呢。”老陈问，“世上没有白卸的记忆。”
“记忆带不走。”顾春枝说，“这是老先生的原话。人带得走安稳，记忆带不走。他说，那些卸下来的记忆，他们会封存起来，托付给更需要它的人，病床上等着器官的、失忆的、想留住亲人音容的。我记得他还打过一个比方，说人走了，遗体能捐，记忆为什么不能捐。我先生没赶上这个技术。要是赶上了，我想让他把这一辈子捐出去，换他最后一程不疼。这心思，我认。”
“所以你就成了他在海城的收货点。”老陈的声音沉下去，“十九年。一百零三个人。你从头到尾，一次都没起过疑？”
“疑什么？”顾春枝抬起头，反问得理直气壮，“人是我亲眼看着好起来的。不疼了，能睡了，想吃东西了，走得安详。家属来了，磕头道谢。警官，你告诉我，我疑什么？疑人家把病痛收走了？”
江屿没答话。他把登记簿重新拉回自己面前，又从头翻起。这一回翻得极慢，到第七页的时候，他停住了，手指压在“交付物”那一栏的末尾，压了很久。
“院长。”他开口，声音比刚才低，“这些登记，每一条交付物后面，都缀着一个分类编号。您留意过吗。”
顾春枝探身看了一眼：“编号。那是老先生给我配的登记系统，说这样便于归档致哀，每年清明，他那边会照着编号，替故去的老人做一场追思。十九年，年年都做，追思的录音我还留着几盘。怎么了？”
江屿没直接回答。他从随身的文件袋里抽出一页复印件，海城湾环心案里起获的那套批次编码，推到登记簿旁边，两相对照。
“您看第三行的编号，字母两位，数字四位，末尾一个校验码。”他说，“再看您簿子里的。R-Z，一〇二四，尾码七。您这一册里的编号，和这一套人体实验档案的批次编码，是同一套体系。同一个字母表，同一个数位结构，同一个校验位的算法。院长，这套编号不是用来追思的。它是入库的货架号。”
顾春枝脸上的血色，是一点一点退下去的。
“入库。”她把这个学说了一遍，说得含糊。
“您以为那些记忆是封存安葬，清明有人追思。”江屿说，“可编号不会撒谎。人的记忆如果真是拿去‘托付给更需要的人’，用不着批次编码，用不着校验位，更用不着和一套拿活人做过实验的档案共用一个账本。账本上只有两种东西——货，和货的去向。院长，您这儿不是安息堂。您是他们的免费收购站。十九年，一百零三位，一整条不要钱的货源。他们连货款都省了，只付您一个人情，每年一盘追思的录音。”
屋里没有人说话。顾春枝坐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眼睛还落在那两页并排的纸上。过了半晌，她伸手去端桌上的茶杯，杯沿磕在桌角上，磕出一道裂缝，茶水顺着裂缝洇到桌面。她没擦，捏着那只裂了的杯子，又放下，放的时候手已经在抖。
她把登记簿拉回自己面前，一页一页往回翻，眼睛贴着编号看，手越翻越抖，翻到中段，纸页哗地一声从指间滑脱，散了半本。
“编号……是他给我配的系统。”她低声说，像在跟自己讲，“他说这样，便于归档致哀……每一场追思，他都念编号开头……念得那么郑重……”
她忽然抬起头。
“教授。你说你们查的这个东西，牵头的，是谁。”
“你先说你的。”老陈按住桌面，“你那位老朋友，姓什么。”
“姓周。”顾春枝说，“他拿来的名片上印的是海城大学，教授。他说他一生都在研究一件事——怎么让人体面地老去。名片我还留着，就在——就在抽屉里，你们刚才没翻到，是因为夹在一本《临终关怀护理指南》的封皮里。”
她去拉抽屉，拉了两次才拉开。名片取出来，递到桌上的时候，她的手抖得名片在桌面磕了两下。
老陈伸手去拿，江屿先一步捏住了。名片是旧式的竖版，烫金褪了色。他看着名片上的名字，看了两秒，抬眼看向老陈。
周衍洲。
屋里所有人同时看向那张名片。程蔓站在门边，倒吸了一口气，又把那口气咽了回去。
“他死了。”老陈盯着名片说，“五年前，病逝。校史馆的老馆员。你那位十九年的老朋友，死前四年就死了。”
顾春枝脸上的表情碎掉了。她张着嘴，半天没出声，最后挤出来的是一句磕巴的话：“不可能……前年清明……前年清明还有一盘追思的录音，里头是他念编号的声音，我听得出他的声音……”
“那就查录音。”老陈说，“一盘一盘查。”
程蔓从门边走近了两步，在顾春枝对面坐下。她的声音放得很轻，问出了屋里第二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。
“院长，我问一件事。这些年，夜里进院的大车，北边巷子那个，运走的是什么？”
顾春枝闭了闭眼。
“每周三凌晨。他们说是来归档的。车进来，人下来，进楼，我从不拦，也不跟。老先生交代过，归档的人怕吵着老人，动作轻些就好。我有时候站在二楼的窗口，看车开出大门……”她说到这儿停住，喉咙动了一下，“我还替他们祈祷。我祈祷车上载着的，是一辈子一辈子的安稳。”
她睁开眼。眼泪这回落下来了，落在那册散了页的登记簿上，洇开一小片。
“我送走一百零三个人。每一位，我都对得起。我无怨无悔。”她的手按在登记簿上，指尖全是白的，“我干的是送行的事，我原以为，我干的是送行的事。原来我不是送行的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向江屿，把话说完了。
“我是递货的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