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青坳村到福伯家，得穿过整个村子。
当晚在镇上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老陈先去了村委会——村支书是个四十来岁的人，看了证件，很配合，可问起村东头那口井，他能说的只有一句“老辈子的井，早填了，种着菜呢”。再往深问，他就笑，说陈警官，我一个八十年的娃，哪知道民国的井。他是真不知道。村里的年轻人对那口井的全部认知，就是一块长蒜苗的好地。
要从八十年的娃嘴里问出八十年的事，得找更老的人。村支书掰着指头数了数：“九十往上的，就剩一个了。福伯，村西头，九十三。你们去，他耳不聋眼不花，就是话少。这些年除了清明，他不出门。”
去福伯家的路上，江屿一直落在后头走。
村西头的老屋是全村最旧的，土墙，黑瓦，墙根的石头缝里长着青苔。屋门口码着一垛劈好的柴，码得整整齐齐。门开着，堂屋里坐着一位老人，坐在火塘边，手里在编篾条。竹篾在他指间穿来穿去，编的是一个筐的底。火塘上吊着一只黑黢黢的水壶，壶里咕嘟咕嘟响着。
老陈在门口亮了证件，说了来意。老人没抬头，手上的篾条没停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坐。”
三个人在火塘边的矮凳上坐下。江屿坐下之后，从包里取出那半块井栏残片，隔着火塘，轻轻放在老人面前的地上。
篾条的手，停了。
停了足有五六秒。老人的手悬在半编的筐底上方，指头上还夹着一根篾，然后那根篾从他指间滑下去，落在筐底上。他没去捡。
老人抬起头，先看的不是残片，是江屿的脸。他看了很久，浑浊的眼睛在江屿的眉眼上一寸一寸地过。
“你祖上的人。”他说，“这眉眼，跟你太爷爷一个模子。刻出来似的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回江屿脸上，又移到江屿腕上的红绳结上，停了一下。
“你回来做什么？”
“问事。”江屿说，“问那口井。”
老人没接话。他把指间那根篾捡起来，捏在手里，却不编了。火塘里一根柴烧断了，塌下去半截，火苗矮了一截又蹿起来。老人看着火，看了半晌，才开口。
“那井填了快八十年了。”他说，“我十四岁那年填的。我记得清楚，那年发大水，秋天。上头来人说，填。全村的劳力都去挑土，一筐一筐压下去，压了三天。石板是外头拉来的，四块，抬上去的时候八个人。压完了，上头的人还画了图，签了字。”
他抬起浑浊的眼睛，看着江屿。
“可你要问它——它比村子老。”
“怎么讲？”老陈往前凑了半寸。
“我们江家搬来之前，它就在。”福伯说，“这个村，江家是主姓，搬来是嘉庆年间的事，村谱上写着，六代。搬来的时候，那块坡上就有那口井。村谱上没它。县志上也没它，后来念过书的人去翻过，翻不着。可它就在那儿，人人知道它在那儿，人人都知道不能碰。”
“谁立的规矩？”小鹿问，声音放得很轻。
“没人立。”福伯说，“不用立。你往那儿一站就知道了。那地方，狗不去，牛绕着走，夜里鸟都不落。不是我一个这么觉得，是全村都这么觉得。东西牲口比人明白。”
火塘上的水壶响得急了，老人伸手把壶挪开半尺，壶嘴上的白汽歪了。他往火塘里添了根柴。
“民国那阵，”他接着说，“外乡人来了。先是三两个，后来越来越多。都是文气人，戴眼镜，说话轻声细语。他们不问田，不问山，进村就直奔那口井。管它叫，‘照心井’。”
“照心井。”江屿把这三个字重复了一遍。
“嗯。”福伯点点头，“照心的照。人往井口一站，往里看，照见的不脸，是事。照出你不敢记的事。”
火塘边静了下来。老陈的笔在本子上停着，没落下去。
“我亲眼见过一回。”福伯说，“我那年十来岁。有个外乡的后生，站在井口看，看了没多大工夫，人就软了，是被人架走的，走的时候一直在笑，笑得直不起腰，眼泪往下淌，你说他是哭还是笑，分不清。后来听讲，疯了，送回原籍去了。还有一个中年人，看完扭头就走，一句没说，跑出村的，鞋跑掉一只，不要了。第三天又回来，跪在井边磕了三个头，才走。”
“村里人照过没有？”小鹿问。
“有。”福伯说，“偷偷的。照完的人，回来都不肯讲照见了什么。有一个肯讲，就讲了一句，说看见了‘他娘年轻的时候’。他娘那时候坟头的草都齐腰了。你看，照的不是现在的脸，是过去的、你不敢记的事。他娘怎么打他、怎么疼他、怎么没的，他一井看见了。”
老陈终于把笔落下去了。他写得很慢，一边写一边问：“外乡人越来越多个‘多’法，是多少？”
“最盛的时候，村里住了二十几个。”福伯说，“住了小半年。他们说是来做‘记井’的营生。什么叫记井，他们不细讲。就看见他们拿绳子往井里吊东西，吊的是铁匣子，一匣一匣的。也往上提，提上来东西就装箱，箱子钉死，骡子驮走。走夜路，不走白天。”
“他们跟村里人处得怎么样？”
“客气。买东西给双倍的价。”福伯说，“可村里人怕了。不是怕他们凶，他们一点不凶。是怕他们高兴。你想，一村子人天天看你家祖坟边一口井，看得那么高兴，日夜地忙，你说你怕不怕。”
小鹿轻声问：“福伯，是谁怕？怕什么？”
福伯摆摆手。
“不是我们怕。”他说，“到后来，是‘记井’的人自己怕。他们自己立了规矩——守井不留名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他们里头，管事的一个老头，戴圆眼镜的，跟我爷爷喝过一回酒。”福伯说，“就那一回，喝多了，说了几句。他说这井里的水，动不得名字。名字这东西，在井跟前是活的。谁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，谁就先没。”
“先没？”
“就是，先走一步。”福伯说，“他们一伙人，名字全不用。互相不叫名，叫号。一号，三号，这么叫。那位管事的说，他们这营生做了几十年，走的人不少，都是名字留在了不该留的地方。所以立了规矩：守井的人，不留名，不刻名，不报名。守完一程，就走，走的时候把跟这井有关的东西全烧了，只留图。”
他看着江屿，那双浑浊的眼睛忽然定住了。
“娃。”他说，“你们城里人查的那些事，是不是就跟这井有关？”
江屿没有正面回答。
“福伯，”他问，“那些‘记井’的人，后来去哪了？”
福伯沉默了很久。火塘里的柴一根接一根地烧，水壶的白汽在屋里绕。老人把手里那根篾条慢慢放下，拿起另一根，捏在手里，却不编。他抬起那只捏着篾条的手，隔着敞开的堂屋门，朝村东的方向指过去。
“你太爷爷的坟，就在井的东边三步。”他说，“你自己去想。”
三个人都没说话。
江家的坟地，江屿昨天刚去过。四个坟头，从曾祖往下排。祖坟的排布他从小见过无数次，从来没多想过，祖坟挨着坟，天经地义。可福伯这一句把一件他从没想过的事摆到了明处：为什么偏偏是东边三步。一块坡上那么大的地方，江家六代人的坟，为什么根就扎在离那口井三步远的地方。
“守井不留名。”江屿低声说，“不留名，可要有人守。守井的人不留名字……名字留在哪儿？”
福伯不答。他重新拿起那半编的筐底，篾条穿进去，编了两下，又停了。
“太爷爷，”江屿问，“当年在村里，是做什么的？”
“种地。”福伯说。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也帮外乡人看过井。村里就他一个肯去。他说那井在江家的地界上，江家人不去，谁去。”
“他照过没有？”
福伯的篾条这回彻底停了。他看着火塘，火光在他那张九十三岁的脸上跳。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没人知道。他从来不说。我爷爷说，你太爷爷有个习惯，跟你们现在城里人说的一个样，他天天绕着那石板走一圈。走了一辈子。到死那天早上，还走的。”
火塘里一根柴爆开，火星四溅。几粒火星落在火塘外的灰里，亮了一下，灭了。
老陈合上本子，站起身，把证件放回兜里，跟老人道了谢。福伯没起身相送，坐在火塘边，手上重新编起来。
三个人走到门口，江屿落后半步。他在门槛那儿停下，回头。
“福伯。”他说，“太爷爷走的那年，是哪年？”
老人编篾的手没停。
“民国二十六年。”他说，“跟填井那年，隔着十年。井是先填的，人是后走的。”
江屿站着没动。八十年前填井，九十年前，太爷爷走。外乡人来，是民国年间，比填井更早。这一条时间线在脑子里排出来，排到头，指向同一个方向，比村子还老的东西，比江家还老的规矩。
他迈过门槛，跟上老陈和小鹿。走到村道上，小鹿低声说：“老师，守井不留名，可您太爷爷的坟留在那儿。三步。那不是不留名，那是……”
她没说完。
“是换了一种留法。”江屿说，“名字不刻在井上，人埋在井边。守井的人走了，坟接着守。”
老陈在前面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：“回镇上。今晚把这趟的东西全整出来。还有——”
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脚步慢了半拍。
“小方刚发的。频段静了两天，今天下午，海城那头，有一个信号重新开机了。功率很低，只在傍晚亮了一刻钟。”
他回头看着江屿。
“开机频段的注册地址，在青坳村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