匿名信送到病房的当天下午，小罗带着一沓检验材料回来了。他把放大图投在屏幕上，先从邮戳说起。
“邮戳我放大了三十倍看，是真戳，八十年代的老式日戳，邮路记录也对得上。这封信从城西的旧邮政所投出，三天前有人把它投进了那家所的老式信筒。那个信筒如今还在用，一周开两次筒，投递员按老规矩走，所以信在筒里躺了几天才上路，邮戳日期才显得对不上投递日。”
他又翻出纸张的检验单，指着上面的纤维照片说，牛皮纸信封是八十年代的老存货，现在市面上早就绝迹了，邮票也是真的八分票，应该是从什么旧信封上泡下来又重新贴上去的。
老陈靠在床头听完，慢慢说了一句：“真纸，真戳，真邮票，就一样东西是假的。寄件人死了二十六年。”
“笔迹也验过了。”小罗把话接下去，“我托您妹妹翻拍了四封家书，信封上那三个字跟家书落款是同一只手。不是临摹。临摹的字会僵，可这几个字里带着笔顺自然带出来的惯性，尤其‘谦’字末笔那个顿收，是做不了假的。”
病房里静了好一会儿。老陈把那个信封拿在手里又翻来覆去看了一遍，然后开口：“有人用死人的名字、死人的笔迹，寄来一封真信。要么是想让我想起他，要么，是想让我知道，他还有话没说完。”
江屿当时也在场，他补了一句：“如果是后者，那话就不会只在这一个信封里。”
这句话当天晚上就有了下文。老陈打电话给妹妹，让她把父亲那只老樟木箱送到病区来。箱子晚上八点送到，护工推着轮椅在楼下接的。进了病房，老陈把闲人都请了出去，只留下小罗和江屿两个人。箱子上着一把小铜锁，钥匙早就丢了，老陈让护工找来一把钳子，自己上手绞，嘴里说这是他父亲的东西，别人碰不合适。
铜锁绞断，箱盖掀开，一股樟脑味涌出来。箱子里的东西码得整齐，几件叠好的旧衣，一摞家书，一方砚台，一个眼镜盒。老陈一层一层往下翻，翻到箱底的时候，手停住了。
箱底压着一个铁皮盒，老式饼干盒，锈得厉害，盒盖和盒身咬死了。他用螺丝刀撬了三下才撬开，锈渣掉了一桌。盒子里有三样东西。一枚铜质门牌，巴掌大小，“照心堂”三个字是铸上去的，铜面磨得发亮又蒙着黑，背面还留着钉眼，是真钉在门上用过的那种。半页烧剩的信纸，边缘焦黑卷曲。还有一张两寸的黑白小照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一栋旧宅门前，照片背后写着“与江先生，1962”。
老陈没先看照片。他拿镊子把那半页信纸夹出来摊在白纸上，凑到台灯底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认。钢笔字，跟信封上那三个字、跟家书上的字，出自同一只手。纸上剩下一行：
“……堂里七家，散了六家，江家守到最后。我答应过江先生，看见那孩子，就当看见……”
字到这里烧断了，焦边上还留着半个字的左边，认不出是什么。
“那孩子。”老陈捏着镊子，指节一点点发白。他把镊子放下，靠回床头，闭上眼睛，像是往很深的地方够一段记忆。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，眼睛还闭着。
“我想起来一件事。我六岁那年，我爸带我去过一次城西，老宅那条街，青石板路。他在一扇院门外站了很久，没有敲门。我问他这是谁家，他不答。后来院门里有人走了出来，一个年轻人，背对着我们，站在院里一棵树底下，始终没回头。我爸拉着我退开了，走出去半条街才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记住，这家人的事，咱们陈家看着，不掺和，也不许外人说。”
江屿问他那是哪一年。老陈算了算，说1975年前后，看那个年轻人的个子，该是二十岁上下。江屿在旁边把年份接了过去：1974年照心堂合影里那个十七岁的“江门幼子”，第二年正是十八岁。
“背影。”江屿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，声音低下去，“又是背影。我哥在沈知遥的河上撑船的时候，也是背影，从不回头。”
江屿伸手把那半页信纸拉到自己面前，就着灯光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，读完抬起头说：“老陈，你父亲的信里说‘看见那孩子’，照片背面写的日期是1974年，‘那孩子’如果就是门框后那个幼子，那年他十七岁上下。照心堂的登记册上写的是‘江门幼子’，可我家的族谱我翻过不止一遍，我这一辈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。1974年的这个‘幼子’，不在族谱上。”
“不在族谱上，可能在户籍上。”老陈说完这句，转头叫小罗去调1974年前后江家旧宅那个派出所的登记底册原件。小罗当夜就去办了，托了两个所，第三个所里找到了存根，第二天上午抱着一个盖了三个章的牛皮纸档案袋回来，眼下顶着两团青。
他把脆黄的底册摊在小桌板上，戴着白手套一页一页翻。1974年，江户，户主江守拙。江屿在旁边说了两个字，我爷爷。小罗的手指停在一行字上：江户名下登记过一行出生记录，男，补录年份写着1973年冬，名字一栏被人用墨涂掉了，涂得很实，透光照过去只能认出底下第一个字是“江”，后两个字糊死了。
再往下翻是注销栏。迁出，注销日期1989年。小罗抬起头说，迁出地一栏是空白的，人从江家迁走了，没写去哪儿。
江屿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动。1989年，他哥哥江岚四岁，他自己三岁。他缓缓地说，他1985年前后开始记事，可让他回想1989年之前家里饭桌上天天坐着谁，他居然想不起来。不是没有，是想不起来。他说自己是做记忆研究的人，比谁都清楚，一段记忆不是忘了，和一段记忆是想不起来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他家那几年的饭桌上坐过谁，被人动过手脚。
老陈打断了他，叫他别再往下想，说想不起来这件事本身就是结果。然后老陈伸手，把三样东西并排摆在床头的桌板上：半页烧剩的信纸，铜门牌，还有小罗翻拍的户籍注销记录，三样排成一行，像案发现场的物证。他看着那一排东西，对江屿说，你哥查组织查了十一年，把命都查了进去；我父亲看江家看了一辈子，看到死，留了半句话在铁盒里。这封信今天寄到我这儿，用的还是死人的名字和死人的笔迹。
“这不是巧合，是有人觉得，时候到了。”老陈说。
小罗在旁边问了一句，谁会觉得时候到了。他把能寄出这封信的人需要满足的条件数了一遍：能拿到陈怀谦的笔迹，能弄到八十年代的信封和邮票，知道照心堂，知道老陈的本名，还知道他现在住在这间病房。这个人要么是老陈父亲的老熟人，要么就是跟陈怀谦一样，一直在暗处看着的那一个。
江屿沉默了一会儿，提出了另一种可能。他说写信的人也许根本不需要去“拿到”陈怀谦的笔迹。如果这封信里的某些话，本来就是那份烧剩的、没说完的话的下半截，那么这个人就不是在模仿笔迹，他手里有原件。有人在替一个死了二十六年的人，把话补完。
这话说完，病房里一时没人接得上。老陈把那半页焦纸重新拿起来对着灯，盯着烧断处残留的那半个字看了很久，然后又把那半句话念了一遍：看见那孩子，就当看见。念完他放下纸说，烧断的位置，偏偏断在最要紧的那个字前头。
老陈又拿起那张两寸小照看了一阵。照片上那个站在旧宅门前的中年男人，他不认识，可照片背后“与江先生，1962”这行字和那半页信纸上的“江先生”对上了。他父亲和江家那位“江先生”的交情，至少从1962年就开始了，比照心堂那张合影还早十二年。他叹了口气说，他父亲一个中学语文教师，一辈子本本分分，谁知道在江家这口“井”边上站了多久，站到最后，还替人守着一句没说完的话。
“我爸走的时候是肺上的病。”老陈靠在床头，声音慢下来，“最后那半年，他反反复复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当时我只当是病糊涂了。他说，‘默存，我这辈子答应过人家一件事，没办成，你别管，你也办不成。’我当时问他答应过谁、办的什么事，他不肯说，到死都没说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现在这半页纸在这儿摆着。他不是没办成。他是把东西全锁在箱底，等一个他算不到的日子。”
江屿伸手，把那半页信纸、铜门牌、照片三样东西的位置轻轻摆正，摆成一条直线，看了半晌才说：“1989年迁出，迁出地空白。老陈，户籍上的迁出总有去向，空白的迁出只有一种解释——不是这个人搬走了，是这个人不能有任何去向。要么死了没销户，要么活着，但活在所有档案够不着的地方。”
“档案够不着的地方。”老陈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，然后抬起眼，“你哥查到的‘井’字系，追到1974年就断了头。断了头的线，档案里就叫‘够不着’。一个1973年冬补录进江家、1989年凭空消失的江家幼子，和一个档案断头的编号体系，这两样东西，今天在你我面前碰上了。”
他说完这句话，屋里的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。窗外的天色已经暗透了，楼下停车场里还有车在进出，车灯的光柱一下一下扫过病房的天花板。
过了一阵，老陈伸手把桌板上那三样东西收拢到一起，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了，放进床头柜的抽屉，跟那本笔记本和打火机锁在一处。锁扣咔哒一声扣上，他才接着开口，语气恢复了平时办案的沉稳。
“这事从现在起单独立项，代号就叫‘寄信人’。查两条线。第一条，小罗去查那家旧邮政所，三天前开筒的投递员是谁，监控有没有，周边有没有人记得往那个信筒里投信的人。第二条，江屿，你不是说想出一趟远门去看你妈吗。”
江屿点头说想。
老陈说：“去吧。带上那张拼好的脸，也带上这张小照。你妈是江家那段年月唯一的活口。我父亲那句话说，看见那孩子，就当看见什么，后半截烧没了。可你妈如果1974年就嫁进了江家，她有可能听过这句话的全文。”
江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把那张两寸小照从桌上拿起来，对着台灯又看了一眼，然后收进自己大衣的内袋。他说他明早就走。
“带上沈知遥。”老陈又说了一层，“不是保护你，是保护她。她的喉咙现在是公用的，放在你身边，比放在行动组大楼里更安全，你走到哪儿，那两头的耳朵就追到哪儿，索性让它们追一个够不着的方向。”
江屿应了一声，转身往门口走。走到门边的时候，老陈在床头又叫他等一下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，隔着半个病房抛了过来。江屿接住，摊开手一看，是那枚铜门牌，“照心堂”三个字躺在他的掌心里，沉得很。
“带着。”老陈说，“你妈要是认得这东西，这案子就快了。她要是不认得，你就把门牌立在桌上，什么也别说，看她的眼睛往哪儿看。”
江屿把门牌握进手里，金属的棱硌着掌心。他拉开门，楼道里晚班的护士正在换药车，车轮吱呀吱呀地响。他侧身让了一下，然后迈出门去，脚步声顺着楼道一路远了。
病房里重新安静下来。老陈一个人坐在灯下，把那半页烧剩的信纸最后又看了一遍，看完用镊子夹回白纸上压好，关了台灯。黑暗里，他对着抽屉的方向低声说了一句：
“爸，你出题，我接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