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名氏一号的遗骨当天送进了市局法医中心，暂存，立了案。冯敬堂跟着尸检车走的，走之前把老陈拉到一边说了半句：“三十年前那个案子，卷宗调档我签的字，明天给你信儿。”
而行动组这头，档案先回来了。
开棺的第二天上午，粮站办公室。档案组的小罗，一个戴细框眼镜、说话爱用书面语的年轻人——把十年前调出的三份原始文件在墙上按时间轴钉好：死亡医学证明，病历原件，火化记录。
“顺序是：病历一页，死亡证明一张，火化证一张，前后九天。”小罗指着，“从确诊到死亡到火化，九天。常规流程，一个拖了一年半的病人，不会九天走完。”
江屿拿着放大镜，凑到死亡证明前。签名栏上三个字，钢笔写的，笔锋内敛，一板一眼：周慎行。
“谁。”老陈问。
小罗翻开履历念：“周慎行，原市一院内科主治，当年下派到社区医院轮岗，正好管到苏晚晴那一批住院病人。轮岗结束后调回，四年前提前退休，独居城郊柳河巷。今年五十四。”
“提前退休。”老陈盯着那个名字，“五十岁不到就退，正当年的主治。要么身体垮了，要么心里装了事。小罗，调他的退休申请，看填的理由。”
“调了。理由栏写的是‘个人原因’，单位意见一栏，批得特别快，快得不正常。”
程蔓一直站在墙边看那三张纸。这时候她开口，指着死亡证明：
“我问一个谁都没想到问的。”她说，“当年经手这批事的，社区医院那边，除了主治，还有值班医生、科主任、医务科，至少四个人能碰到这张纸。十年过去，医院早就电子化归档了。为什么偏偏这一张的原件，还压在纸质柜子里，签名一个字没褪？”
她顿了顿，问出关键：“为什么偏偏他的字，还在原件上，没进电子件？”
小罗愣了一下，转身就去查归档日志。键盘敲了五六分钟，他的脸色变了。
“程姐。”他叫错了称呼，自己都没发现，“这批档案，全部纸质存档，没有电子件。我核了同一时期、同一家医院的其他病亡档案——三年前全部完成电子化扫描了，唯独这七……这九份，跳过了。系统日志里没有扫描记录。不是丢了，是从来没扫过。”
“九份？”
“我按‘周慎行签名’倒查的。”小罗把检索结果投上墙，“十年前后，他签过的死亡证明，常规的几百份都正常归档了。只有九份，全是纸质原件，全没进电子档，时间跨度前后十四个月。”
办公室安静了几秒。
“九份。”老陈缓缓地说，“一份是我妈。另外八份呢。”
“档案上只有编号，调不出来内容，得走原始库。”小罗说。
老陈抓起外套：“不用走库了。人不是就在柳河巷住着吗。走，上门。”
上门定在当天傍晚。
去的人是老陈、江屿、程蔓三个。车开进柳河巷，老小区，六层楼没电梯，一排排晾衣杆横在楼间。周慎行住一楼，窗户里透出灯，窗台外养着一排盆栽的草药，薄荷、紫苏、鱼腥草，修剪得齐整。
三个人在门口站定。老陈敲了三下门。
门内先安静了几秒，然后脚步声过来，门开了。
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头发花白了一半，穿一件洗旧的灰色开衫，瘦。他先看老陈，再看程蔓，最后落在江屿脸上，在江屿脸上停住了。
江屿这回没穿便装，按程序挂了顾问胸牌。
周慎行看清那块胸牌上“江屿”两个字的瞬间，整个人先是一僵，扶着门框的手收紧了。随即，他笑了一下。
那一下笑比哭还疲惫。
“进来吧。”他说，“茶就不泡了。”
屋里陈设简单，干净得过分，像常年只有一个人住、也只有一个人打扫。周慎行没多客气，转身进了里屋。三个人站在堂屋，谁也没坐。再出来的时候，他手里拎着一只木箱，樟木的，巴掌大，一把铜锁，锁身磨得发亮，看得出被摩挲过无数遍。
他把木箱放在桌上。
“我猜，是那批证明的事。”他说，声音平得反常，“你们开棺了，对不对？”
屋里静了几秒。老陈还没开口，周慎行先把裤兜里一串钥匙摸出来，拣出最小的一把，拧开了木箱的锁。锁开的“咔嗒”一声，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很响。
他把箱子往桌子中央推了推，推到三个人跟前。
“我叫周慎行。十年前，社区医院主治。苏晚晴的死亡证明，是我签的。”他说，“不是我自愿的，但确实是我签的。这个责任，我认，你们怎么办我，我都接。”
江屿一直站在桌边没动。听到这句，他的指节抵在桌面上，一点一点收紧。他开口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问：
“她死的时候，您在场吗？”
周慎行看着他，看了好几秒。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翻上来了又被他压下去。然后他摇了摇头。
“我‘在场’过。”
“我亲眼见过她还活着。”他说，“在死亡证明签发之后的，第三天。”
程蔓的笔停在采访本上，没落下去。
“第三天。”老陈重复了一遍，确认。
“第三天，凌晨，医院后门。”周慎行的语速开始不稳，磕巴起来，“我去……去取我落在值班室的一本书。后门路灯坏了半年没人修。我看见一辆车，一辆面包车，后车门开着。有人扶着一个女的下车，穿病号服，很瘦，走路很慢。我认得她。我的病人。我三天前刚签过她的死亡证明。”
“她要上车的时候，”他停下来，喉咙动了一下，“回头看了一眼。看的是住院部那栋楼。然后上车，车走了。”
“您没报警？”程蔓问。问完她自己就知道这话多余。
“我报了。”周慎行说，“报了三次。第一次，派出所说查无此案。第二次，我自己的电话开始响，一个没有号码的电话，只说了一句：‘周医生，你的女儿今年上初二吧。’第三次……”
他没说第三次。他抬起手，指了指桌上的木箱。
“没有第三次。从那以后我开始攒东西。攒了十年。”他说，“副本、抄录件、日期、车牌号的一半，能抄的我都抄了。我本来打算，带进棺材。”
他忽然笑了一下，又是那种比哭还疲惫的笑。
“上个月，我查出了病。肝上的。大夫的意思是，一年上下，运气好两年。”他把箱子又往前推了一寸，“我躺在检查床上想的第一件事就是，账不能烂在土里。我一个胆小鬼，躲了十年，最后总得像个样子地还一次账。”
“等你们，我等了十年。”他看着江屿，“白天我等法院，晚上我等你们。真来了，倒比法院好。”
“箱子里是什么？”老陈问。
“我十年攒下的东西，你们自己看。”周慎行说，“但我先把一件事说清楚，省得你们翻半天翻不明白。你母亲的事，我只是经手人。我经手的这种证明，一共七份。不是九份，九份里有两份是真死的，那两份我心里过得去。剩下的七份，”
他竖起一根手指，又慢慢展开五根，最后停在半空。
“七份证明，七个‘死人’。十年了，我一个都没敢忘。”
老陈和程蔓对了一下眼神。小罗检索出来的九份里，两份是真死亡，数目对得上。
江屿的手已经落在了箱盖上。铜锁开着，他掀了一角，又停住，抬头问最后一个问题：
“我妈，是七份里的第几份？”
“第三份。”周慎行答得没有一点犹豫，这数字显然在心里过了十年，“也是唯一一份，签完之后我还亲眼见过人的。”
“前两份，我只签字。后四份，我只签字。”他说，“只有她，让我后半夜跑了一趟后门。”
江屿把箱盖整个掀开了。
樟木箱里码得整整齐齐，最上层是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袋面上是钢笔字，一板一眼的笔锋，和死亡证明上那三个字出自同一只手：
“第三份：苏晚晴。”
档案袋下面，还压着六个同样制式的袋子，编号一，二，四，五，六，七。
周慎行在旁边坐下，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像个交完卷的学生。
“翻吧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个人胆小。可我这十年，夜夜都听得见殡仪馆的铃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