箱盖掀开之后，谁也没先伸手。
周慎行说：“先看证明，再看笔记。”他说完自己坐下，两只手扣在膝盖上，不再碰箱子。
江屿把最上面的档案袋取出来。牛皮纸袋里是一个油纸小包，解开，里面是复写底稿，纸都发黄发脆了，字迹还清楚。编号一。
老陈拉亮了屋里所有的灯。堂屋的灯泡瓦数不高，三个人围着一张吃饭用的方桌，把桌子拼成了案台。
七份底稿，江屿一份一份地解。编号一，编号二，编号三，每份的内容制式一样：死亡医学证明的复写联，姓名，年龄，死亡原因，签发日期，签名。七份的签名都是那三个字，周慎行。
七个名字，七个“病亡”日期，前后跨度三年。七份底稿的最底下，压着一本硬壳笔记，深蓝色封皮，边角磨白了，封皮上是钢笔字，一板一眼：
待罪之录。
“笔记最后看。”周慎行在旁边说，“按我攒它们的顺序。”
小罗是跟着车一起来的，被老陈留在门口守着，这会儿也被叫了进来，专门做比对。他抱着笔记本电脑，把七份底稿的姓名和日期一条条录入，然后当场调户籍系统。
“第一份，刘佩珍，户籍注销，注销原因：死亡，日期吻合。”小罗念，“第二份，陈广田，注销，吻合。第三份，苏晚晴，注销，吻合，火化记录关联，吻合。”
“第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我一份份来。”他敲了十几分钟键盘，抬起头，声音发干，“七个人，七个名字，全部在户籍系统里‘死亡’注销，死亡证明、火化记录、殡葬手续，链上每一环都是真的。人从档案里，死得干干净净。”
“可这七个人，”周慎行在旁边补了一句，声音很平，平得像念课文，“签证明的时候，我都见过。全部是活人。没有一个躺在我的病床上。”
屋里的笔都停了。
“怎么见的。”老陈问。
“被‘家属’推来看的。”周慎行说，“每次都是同一套流程。一个电话，打到我值班室，说有个病人，情况不方便，来不了医院，请医生上门看一眼，做个初步判断。我去了，是个安静的地方，宾馆房间，或者居民楼。病人坐在那儿，活人，能呼吸，能眨眼，有人还跟我说了两句话。旁边自称家属的人就站着，很客气。看完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，死亡证明的底稿就送到我手上，让我签字。”
“你就签了。”程蔓说。不是问句。
“第一份我签了。”周慎行说，“因为我看完那个人的第二天，他真的‘死’了——手续齐全。我当时以为我看错了病，以为人回去当晚走了。人死了，签都签了，没法回头。第二份，我就明白了。明白的时候，已经在里面了。”
“明白什么？”
“明白我签的不是医学判断。”他说，“是通关文书。”
程蔓已经翻到了编号三那份。她的指尖停在姓名栏上，没动，把纸转了个方向，推到江屿面前。
姓名栏三个字：苏晚晴。
“这一份，我说细一点。”周慎行看着江屿，看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，“来找我的是个男的，四十岁上下，自称她娘家的远亲，说话很客气，客气得像照着稿子念的。他说：周医生，人救不回来了，这是程序，你签个字。”
“我说，人都没进医院，我签什么。我连她的面都没见过，病历我都没建过。”
“你猜他说什么。”周慎行自己接了下去，声音低下来，“他说，‘她明天就死了，你提前一天签，不算错。’”
江屿按在纸面上的手指，指节泛了白。
“第二天，殡仪馆的火化单就下来了。手续快得不合规矩，快到火化工都说没见过这么利索的。可每一步，每一枚章，都是真的。医院医务科的章，殡仪馆的章，派出所的注销章。全真。假的东西凑不出一整套真章。”周慎行说，“他们不是伪造死亡。他们是在系统里，给一个活人办了一整套真的死亡。”
“火化证上烧的是谁？”老陈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周慎行摇头，“我只知道，三天后的凌晨，我在医院后门，亲眼看见她活着，被人扶上车。”
屋里静了一阵。小罗打字的手停在半空，最后什么也没记，把笔记本合上了一半。
老陈换了个方向问：“组织要你签，拿什么拿捏你？一个正经主治医师，不会平白替人签这个。第一份之前，他们凭什么找上你，你怎么就答应了？”
周慎行苦笑了一下。这一下笑，比门口开门那次还疲惫。
“第一份之前半年，我女儿的录取通知书，寄到了家里。”他说，“她那年才初二。中考还有两年。通知书上是我们省最好那所高中的名字，落款日期，提前了整整一年。”
“我打电话过去问，学校说没有这回事，让我别声张。我把通知书退回去，退了。退完第二天，一个没有号码的电话打进来，一句话：‘周医生，东西收到了，谢谢。’”
“后来我懂了。”他说，“这不是收买。你收了，是欠人情，人情可以还。这个是，存档。退回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只证明了一件事：我知道了。”
“知道，就是罪。”他说完这四个字，屋里没人接话。
“从那天起，我就不是没答应，是已经答应了。”周慎行说，“你们要办我，这就是全部的拿捏。没有威胁，没有打骂，一份提前一年的录取通知书，比刀子干净，也比刀子结实。”
他伸手把那本硬壳笔记从纸堆底下抽出来，翻开，推到桌子中央。
“笔记里是我十年抄的、想的、猜的。大部分没用。有用的就一条，是他们内部一个人走漏给我的一句话，那个人喝多了，在电话里骂他们的事，骂到这个词，我记了十年。”
他伸出手指，点在笔记摊开的那页上。
“这个项目，叫‘渡人’。”
“把重要的人，从原来的身份里‘渡’出去。户口销了，坟立了，烧纸的亲人哭着回去了——这头，人换一副新身份，新名字，新档案，继续用。”周慎行说，“我琢磨了十年，就琢磨明白这一句。死人不用看管，活人才要换着法子留住。留不住的，就让他在所有活人心里，先死掉。”
江屿的手按在编号三那份证明上，很久没动。程蔓侧头看了他一眼：“要不要出去缓缓？”
他摇头。
“周医生。”江屿开口，声音是哑的，但一字没散，“第七份证明的人，现在在哪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周慎行答得很干脆，“这七个人，签完字，我就再没见过任何一个的下落。除了你母亲那一次后门。我不是他们的人，我只是他们用的一支笔。笔不知道纸后来去了哪儿。”
“那你总知道他们怎么挑人。”老陈说。
“这条我琢磨出来了。”周慎行点头，“三挑。第一，不能太有名，名人死了动静大。第二，不能有直系亲属在执法系统，公安、检察、法院，沾一个都不行，家属会扒。第三，本人得‘有用’，要么有手艺，要么有知识，要么，”他停了停，“知道些什么。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江屿。看了两秒，把最后一句话说完了：
“你母亲，三条全占。名不见经传，家属里一个执法的没有，本人，”他从笔记里翻出一页，指着一行他抄的小字，“我调过她的档案。苏晚晴，原纺织厂技术科，下岗后做过绣品修复，接的活里有一批，是博物馆的出土织物。”
“她是这七个人里，”周慎行说，“最不能死的那个。”
江屿站起身。这一下起得太猛，身后的椅子腿在地砖上剌了一声。他没倒，扶着桌沿站稳，然后伸手，把编号三那份底稿拿了起来，对着灯看。
油纸发黄的纸上，死亡日期那一栏，那个数字被周慎行的钢笔描过两遍，描得很深。底下有一行极小的批注，是后来补的：
“签此份后第三日，凌晨四时余，本院后门，见其人。存活无疑。”
窗外，天已经黑透了。老陈合上笔记本，掏出手机给小方发消息，让他连夜来做底稿的物证固定。程蔓把七份证明按编号理齐，重新包回油纸，一样一样放回樟木箱。
周慎行坐在桌边，看着他们收拾，忽然又开口：
“还有一句，压了十年，今天一并说了吧。”
众人看他。
“你们开的棺，里面那位，”他说，“我见过她。”
“编号二，陈广田的‘家属’，推来看我的那个病人——不是陈广田。是个女的。瘦，四十多岁，眼神不对，像被人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。他们推她来，让我‘确认病情’，她全程没说话，手一直在抖。我签的是陈广田的证明，可我那天看的，是她。”
“我后来想了很多年。想明白了。”周慎行的手在膝盖上收紧，“他们养着这样的人。活着的时候轮流当‘病人’，给我这样的医生看；死了，就往别人的坟里放。棺材里那位女士，替你母亲躺了十年，她生前，”他说到这里，声音低了下去，“也是被他们‘渡’过一回的人。渡过去之后，连个名字都没混上。”
屋里安静下来。江屿拿着那份底稿的手垂在身侧，纸的边缘在他指间轻轻抖了一下，又被他捏平了。
老陈把手机揣回兜里，走到桌前，把那本《待罪之录》拿起来，掂了掂。
“周医生，”他说，“从今晚起，你这屋子不能一个人住了。跟我们走，安排个地方，你这一年的病，市局出。你要是真想让账别烂在土里，”他把笔记包好，放回箱里，扣上箱盖，“那就活着，把账目一笔一笔地，当着我们的面，念完。”
周慎行看着那口重新扣上的樟木箱，很久，点了点头。
他起身去里屋收拾东西。收拾得很快，就一个旧提包。走到门口，他回头看了一眼窗台上那排养了多年的草药，跟老陈说了一句：
“薄荷和紫苏，三天浇一回水。鱼腥草不用管。”
“带上了。”老陈说，“连盆端走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