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33年10月22日，下午，阿姆斯特丹睡眠研究中心活动室
工作坊定在下午两点。场地是汉斯腾出来的一间活动室，平时用来开科室例会，长条桌搬走了，椅子围成一圈，一共十一把。
陈阳来之前只提了一个要求：不投影，不讲义，桌上摆茶。汉斯让人烧了热水，茶叶是从唐人街买的，一大罐茉莉花茶，冲出来满屋子的香。翻译小杨，就是那位戴眼镜的留学生，坐在圈里不起眼的位置，陈阳特意交代过：“你今天不是翻译，是听众，轮着翻，别抢话。”
人到齐了，连范德森带布莱克，一共九个患者，汉斯带着两个年轻研究员坐在圈里。两点过五分，陈阳站起来，就说了一段开场。
“诸位，今天这个会，没有讲座。我不教任何东西。规矩就一条：愿意讲的人，讲一个没走完的故事。讲多久都行，中间没人打断。不想讲的，坐着喝茶，听完就走。我姓陈，从中国来，我那边的行当叫续心人。今天我不是来当老师的，我是来听的。”
他坐下，给手边的杯子续了水，不再说话。
屋里静下来。暖气片嗡嗡地响。没人先开口。汉斯后来自己说，那几分钟他手心出汗，怕冷场，一堂课冷场是老师的失败，一堂对话冷场算谁的？他没数到第三分钟，范德森的椅子响了一下。
老人往前坐了坐，两只手搓着膝盖。
“我讲。”他说，“从哪儿讲？”
“从玫瑰讲。”陈阳说。
圈里几个人都看过来。老人怔了一下：“您怎么知道玫瑰？”
“您档案里写的。您家后园，从前种的是玫瑰。”
范德森低下头，看自己的手。他的手指关节粗大，指甲缝里有洗不净的黑泥。
“我妻子种了三十年的玫瑰。”他开口了，一句一顿，小杨跟着一句一句翻，“红的、白的、黄的一种叫‘金色的太阳’。她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剪花，剪下来的插在厨房窗台上，说窗台上有花，早饭才吃得香。”他停了停，“她走了以后，那个园子我没再进去过。三年了。篱笆塌了一角，草长到膝盖高。前年冬天有一棵玫瑰冻死了，我知道，我没管。”
“为什么不管？”陈阳问。
“我一进那个园子就，”老人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，“我怕看见她站在花丛里。看不见，更怕。”
屋里没人动。暖气片还在响。汉斯坐在斜对面，本子摊在腿上，一个字没记，笔捏在手里。
“范德森先生，我问一句。”陈阳的声音很慢，“您不管那个园子，是觉得，替她种花，像是把她忘到一边去了？”
老人抬起头，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点得很重。
“我们那儿有个说法，跟这个不一样。”陈阳说，“我把它翻给您，您听听看，看在荷兰这边通不通。人走了，念想不是搁在过去的东西。念想得有个地方住，它住得舒服，做梦的人才能睡得安稳。您那座桥，断口上站着的不是过去，是没处住的念想。园子荒着，念想就没地方住，夜夜来找您。”
翻译翻到这儿，卡了一个词，跟陈阳确认了一下“住”的说法，才翻过去。范德森听完，没说话，眼睛慢慢红了。
“她要是看见花园荒了，会难过。”老人说，“我总这么想。想了三年。”
“那倒过来呢？”陈阳说，“她要是看见花园又开花了，看见是您在剪，五点半，天没亮就起来剪，插在厨房窗台上，她会怎么样？”
屋里静了好几秒。
“她会，”老人的声音哑了，“她会骂我。说我笨手笨脚，剪坏她的花。骂完，她会泡两杯咖啡，坐窗边看我剪完。”
他自己说完这句，愣在那儿，然后眼泪下来了，一颗一颗砸在裤腿上。他没去擦，就那么坐着，坐了半晌，抬起头来。
“我可以吗？”他问，“三年了，我还能重新种吗？”
“这我不替您答。”陈阳说，“我只能说，剪花这个事，不挑日子。明早五点半，篱笆塌的那角先修。”
老人从圈里站起来，没头没尾地鞠了个躬，又坐下了，手还在抖。汉斯伸手过去，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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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头就顺了。
一位五十六岁的太太讲她弟弟，三十年没来往，为了当年一处房产，讲到一半说不下去，喝了半杯茶才续上。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讲他父亲，走了五年，他一直没去扫墓，“不是不想去，是怕站在那儿没话讲”，陈阳只问了一句：“他活着的时候，你们俩站一块儿，有话讲吗？”青年想了半天，说：“也没有。我们就是一块儿站着。”陈阳说：“那扫墓那天，你也别找话，就站着。”青年把这句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。
快四点的时候，布莱克举手了。她坐在圈边上，西装还是那身上班的西装，直接从公司过来的。
“我讲五分钟就走，六点有个会。”她说，“先说这个，免得待会儿哭花了妆耽误你们。”圈里有人低低笑了。
她说她昨天夜里没做楼梯的梦。“六年了头一回。做的别的梦，梦见我在一个厨房里，写东西，窗外是海。我在梦里就知道，房子是租的，海是别人的，可我写的东西是我自己的。”她顿住，端起茶杯又放下，“我三十岁那年想辞职写作，我妈说，写作能当饭吃？我就没辞。这十九年，我天天在爬楼梯。陈先生前天问我差的那一层住着什么，我回去想了两天。”她停了停，“住着我自己。十九岁的我自己，在那一层等我。”
“你今天讲的不是五分钟的事。”陈阳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下个月提辞职。六点的会，我去提。”她说完站起身，又坐下了，“不行，还是听完再走。会迟到就迟到，这些年我没迟到过一次，今天迟到一回。”
汉斯在旁边把笔搁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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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场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九个患者走了七个，范德森走得最晚，他到门口又折回来，问小杨：“陈先生说的五点半，是几点？我怕我起不来。”小杨翻了，陈阳答：“起不来就六点。花不挑这个。”老人这才走了。
活动室里剩下汉斯、两个年轻研究员、小杨、林夜和陈阳。茶叶冲到第四遍，早没味了，汉斯还倒了一杯，捧着。
“陈先生，我得认个账。”他说，“筹备这场的时候，我向中心申请了讲座的名目，报的是‘陈阳教授续心疗法培训班’。刚才三个钟头，我在纸上找您教的东西，我找不着。您没讲一个概念，没教一个步骤。可这九个人，走出去的时候跟进来的时候不是一拨人。这是什么？”
“是话说完了。”陈阳说，“范德森的园子，布莱克的厨房，那青年他爸，话在各自心里压了几年、十几年、三十年。今天有人听，听到底，不打断，不评价，不给处方。话出了口，人就松了半截。松了半截，自己就往前挪了。我们那儿管这个叫‘续’。续不是我把线接上——线两头都在人家自己手里，我只是把场子腾出来，让他们够得着。”
汉斯低头看着杯子，看了半天。
“三个钟头，没有一张量表，没有一份脑电记录。”他说，“可我这二十七份档案里，没有一场问诊，比今天这三个钟头干净。”他抬起头，“明天的场次，加人不加？”
“加可以，规矩不能改。”陈阳说，“不投影，不讲义，先泡茶。头一场冷场，就冷着，别救场。冷场那几分钟，是人在下决心。”
收拾场地的时候，林夜把那罐茉莉花茶拧上盖，塞进包里，又拿出来，搁在桌上没动。
“这个留给小杨。”她说，“下一场，茶得有。”
小杨连声道谢，抱着茶罐走了。汉斯送他们回住处，走到停车场，掏出车钥匙，又没急着开。
“陈先生，最后问一个。”他说，“范德森明早要是真去修篱笆了，这算痊愈吗？按我们的标准，得随访，得量表，得复梦率。”
“按我们的标准，”陈阳拉开车门，“他明早五点半起得来床，就算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补一句，“真想知道，后天您顺路，去看看窗台上有没有花。”
汉斯发动了车。一路没人说话。到了住处楼下，林夜先上去了，陈阳在车窗外站了一下。
“汉斯教授，研讨会那三天，我的发言题目改了。”他说，“不叫续心疗法介绍。叫‘听的三种问法’，就讲今天这三个钟头，怎么问出那三句的。录音您有了，剪辑的活儿交给我那位记录的同事。”
汉斯应了，摇下车窗又探出头来：“还有一件事。范德森那园子，我后天路过，我要是看见花，我这二十一年的研究，得从头想想哪儿错了。”
车开走了。陈阳站在楼下，从包里掏出札记本，就着路灯写了两行，写完夹上笔，上楼去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