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初五，傍晚，船靠厦门港。
天色将晚，港区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。
阿澈在码头上等了多时。他身后还站着两位南方分区的年轻人，肩上挎着工作包，是协会福建站派来接应的。船一靠稳，跳板放下，阿澈先冲上来了。
“陈老师！”他嗓子哑着，这几天在村里两头跑，“林伯呢？林伯——”
林伯拄着老吴的胳膊，一步一步下了跳板。七十三岁的人，两天海路，腿是软的，可自己走下来的。
两位年轻人迎上去接行李，一人扛一箱，嘴上一声一声地叫：“林伯”“林伯慢些”“林伯这边走”。叫得亲热。林伯起初一愣一愣地应，后来被叫得多了，应得顺了，脸上就有了点笑意。
老吴在前头引路，走到一半，发现身后没了人。
回头一看，林伯站在码头中间，不动了。
他望着岸上的灯火。港口的吊机、货场的灯、远处街市的灯，连成一片。老人站在那儿，两只脚像钉在了地上。
老吴折回来：“伯，怎么了？走两步，前头就有车。”
林伯摆摆手，没走。
“五十多年，”他低声说，“没踏上这块地了。”
“我下南洋那年，也是这个港。也是傍晚上的船。那时候码头的灯没这么亮，就几盏。”老人说，“我站在船尾看这片灯，看着它灭了，换成了海。”
“现在它又亮了。”他说，“五十五年，它一直亮着，等我这双眼再回来看它。”
陈阳走过来，没催。他冲阿澈摆了个手势。阿澈会意，先带人把行李全安顿到车上，又领着大家把旅馆订好，车开了，人再回来。
码头上就剩林伯一个人站着，站在那片灯火跟前。陈阳、老吴、小袁，三人在几步外等着，谁也不说话。
站了足有十分钟。
林伯抬脚，往前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条船，又看了一眼灯，说：“走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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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里，旅馆。
陈阳跟云州通了视频。林夜在书房，头一句问：“上岸了？”
“上岸了。”陈阳说，“在码头站了十分钟。”
“十分钟不亏。”林夜说，“五十五年攒的，得让他站够。”
“明天一早出发，中午前到月溪。”陈阳说，“清明前一晚到，跟林伯原定的计划，严丝合缝。”
“鞋呢？”林夜问。
“三只，都在藤箱里。林伯今晚睡前开箱看过了，我碰见老吴，老吴说，老人把三只鞋拿出来，摆了摆，又收回去，扣了搭扣，搂着箱子睡的。”
林夜在那头静了一会儿。
“明天那场，比南洋两场都重。”她说，“到了桥头，录音、灯、鞋、人，四样都得齐。齐了才开场。”
“齐了。”陈阳说，“就差一段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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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半夜，陈阳被老吴叫醒。
“伯睡不着。”老吴站在门口，压着嗓子，“翻来覆去，我陪着说会儿话，越说越精神。您去听听？我这儿肚子里没词了。”
陈阳披衣过去。
林伯的房间灯亮着。老人坐在床沿上，藤箱搂在怀里，见陈阳进来，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吵着你们了。老了，觉浅。”
陈阳搬了把椅子，在他对面坐下：“睡不着，就说说话。说了，觉就来了。”
林伯就说话。
说来说去，绕来绕去，绕的其实是一件事。头一回说，是：“村里如今都是什么人了？姓林的还有几户？”隔了一阵，又说：“月溪这名字都没改吧？村口那块界碑，还在吧？”再过一阵，又说：“水旺哥八十二了，他认得我。可村里八十二以下的呢？六十的，五十的，我走的时候，他们是孩童。孩童如今当了爷爷，谁认得我？”
翻来覆去，到了后半夜，这句终于自己冒出来了：
“村里，怕早没人记得我了。”
老人说完这句，屋里静了。
“林伯。”陈阳开口，“我给您数几个人。”
“水旺叔，八十二，认得您。他把您娘的话背了三十年，一个字没忘。他在村口等，这几天天天问小禾，‘到了没有’。”
“阿澈外婆，七十出头。她跟您家是旧邻，她昨晚托阿澈带话，说：‘桥头林家的仔要回来了，我初一还给他娘的碑拔过草。’”
“还有一个人，您不认得，可这人认得您。”陈阳说，“月溪现在的村支书，四十多岁。小禾跟他对接的时候，他问的第一句话是：‘是不是桥头婶家那个？我们村里那个断桥的故事，主角？’他说那座桥墩，村里人管它叫‘等儿墩’，几十年了，谁家孩子不听话，大人就说，带你去等儿墩看看，看看什么叫等。”
林伯搂着藤箱，听着。
“您看。”陈阳说，“您走了五十五年，村里没人记得林家仔，可村里人人记得一座等儿墩。那墩就是您。您怕村里忘了您，伯，您就是这村里立了几十年的一样东西。”
林伯坐在床沿，很久没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这算……占了他娘的功。”
“墩是您娘站的。”陈阳说，“名是您留下的。娘占一半，您占一半，分不开的。分得开，就不是一家人了。”
老人被这句说得笑了一下。笑完，往枕上一躺：“睡了。你也去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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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明。
陈阳起早，在楼下花坛边蹲着，教小袁认树。
“这是榕树。”他指着花坛里那棵，“月溪桥头那棵，也是榕树，比这个大得多。你看它的气根，一条一条垂下来，落地就生根。一棵榕树，能自己长成一片林子。”
“所以桥头的树，五十五年，怕是越长越大了。”小袁说。
“越长越大。”陈阳说，“等会儿到了，你自己看。”
楼上，一扇窗推开。
林伯站在窗后，往下看。
楼下花坛边，陈阳蹲着，小袁蹲在旁边，两个人仰着头看树，一老一少，指指点点。晨光照在花坛上，照在那棵小榕树上。
老人望着那个背影，望了一会儿，忽然就笑了。
他回身，对屋里打地铺的老吴说：“走吧。”
老吴一个骨碌爬起来：“这就走？不吃早点了？”
“路上吃。”林伯说，“赶早。过了这个时辰，路上要堵。”
老吴一边收拾一边嘀咕：“您五十五年没回来，路堵不堵您倒清楚。”
“我没回来。”林伯说，“我年年问回来的老乡。哪条路，几个钟头，哪个时辰堵，我背得出。五十五年，我人在南洋，路在心里走了几千回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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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出厦门，往闽南腹地去。
上车前，林伯把藤箱在怀里挪了挪，抱得更紧了些。扣着的搭扣贴着他的胸口。
上车后，箱子也没放行李厢，就抱在膝上。老吴要帮他放后座，他按住了：“抱着。”
小袁开车，阿澈在副驾引路。陈阳和林伯坐后座，老吴坐中间。
车上了高速，又下了高速，转上省道，再转县道。窗外的地，从城区的楼，变成平原的田，再变成坡上的果园，再变成山。
山绿起来了。
陈阳注意到，林伯不说话了。从上车起，老人就望着窗外，一声不响。
窗外，闽南的山，一层一层，绿得深。坡上有龙眼树，有荔枝林，有茶园，一畦一畦，顺着山势盘上去。
林伯望着。
望着望着，老人的眼眶红了。他没去擦，就任它红着，眼睛也不眨，怕一眨，错过了哪一座山头。
车过一个小镇，镇口的骑楼底下，一排老人家坐在竹椅上喝茶。林伯的身子往车窗那边倾了倾，倾得很低，一直望到那排骑楼看不见了，才坐回来。
“变了。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是哑的，“楼多了，路宽了，桥也多了。”
“可是山没变。”他说，“山，跟我走的时候，一个样子。”
老人说着，伸手在胸口的藤箱上按了按，像安抚一个睡着的孩子。
“快了。”他冲着箱子说，也像是冲着窗外的山说，“过了前头那道岭，就是塘尾乡。”
阿澈从副驾回过头来：“林伯，再四十分钟。水旺叔他们在村口等。”
老人点头。
然后他又把脸转向窗外。前面的山道弯过去，弯的那一头，看不见。
车一个弯一个弯地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