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初五，午后，月溪村。
县道到村口，是条柏油路，比林伯记忆里的土路宽了一倍。路边立着一块新界碑，红漆描的字：月溪村。
界碑后头，那棵老榕树还在。
林伯在车里一眼就看见了。树比他记忆里又粗了一圈，气根垂下来几十条，落地生根，树底下天然围出一小片荫。树荫下摆着几条石凳，凳面磨得发亮。
树下站着人。
一个清瘦的老人，深蓝布褂，佝偻着背，拄一根竹杖。他身后半步，站着小禾和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中年人。老人一动不动，就那么朝着路的来向站着。
车还没停稳，老吴先低声说了一句：“等了半日了。阿澈说，他天没亮就到树底下了，饭都是小禾送到树底下吃的。”
车停稳。
小袁先下去，绕到后座开门。林伯抱着藤箱，下来。
两个老人，隔着五六步，站住了。
谁也没先开口。
风把榕树叶子吹得簌簌响。村里这个时辰静，鸡犬都歇着，静得能听见村后溪水的响。
林伯看着水旺叔。三十年前视频里、录音里那个声音的主人，如今站在他面前：满头白发，背驼了，脸上的沟一道一道，可眉眼还是那个挑着他担子送他到桥头的年轻人。
水旺叔看着林伯。他看的不是脸，是那身深蓝褂子，是怀里抱着的藤箱。看着看着，老人的嘴动了动，没出声。
半晌。
水旺叔拄着竹杖，颤巍巍地上前。
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那只洗得发白的黑面布鞋，用一方旧手帕托着，双手捧到林伯跟前，塞进林伯手里。
“鞋到了阿澈手里，我没叫他给。”老人的嘴唇哆嗦着，话抖得不成句，最后只抖出三个字：
“……对不住。”
林伯低头，看着手里那只鞋。
鞋很轻。针脚密实。鞋头的布磨薄了一圈，水底的石头磨的。
他又抬起头，看水旺叔满头的白发，看那双哆嗦着缩回去的手。
然后，七十三岁的林伯，把鞋小心揣进怀里，腾出两只手，一把抱住了八十二岁的水旺叔。
“水旺哥。”老人哑着嗓子，在他耳边说，“该说对不住的，是我。”
“你落水，是为我家的事。你背我娘的话，背了三十年。你那句谎，”林伯的声音抖了，可一个字一个字说得清楚，“你替我，送了我娘最后一程。你让她笑着走的。哥，你替我尽的孝。”
水旺叔在他怀里，先是僵着，然后整个人塌下来，伏在林伯肩上，哭出了声。
“你娘……你娘那年……”老人哭着，话不成句，“我在床前……我不敢说电话没打成……我看了她一眼，我就……我就编了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林伯拍着他的背，“我全知道。视频那晚我就说了，我谢你。”
“她笑了……”水旺叔说，“她笑着走的，可我三十年睡不着……”
“从今晚起，你睡得着了。”林伯说，“话到了，账清了。哥，两清了。”
两个老人就在村口，在那棵老榕树底下，抱头哭了一场。
哭得不管不顾。小禾别过脸去，村干部把手里的一根烟默默掐了。老吴站在车边，抬袖子按眼角。小袁举着记录本，一个字没记，就那么站着。
哭到后来，两个人都哭不动了，喘着，互相搀着，才分开半步。分开了，四目一对，忽然又都笑了。
“你看我们两个。”水旺叔抹着泪，笑得脸上的沟全挤在一起，“一个七十几，一个八十几，抱在村口嚎，跟两个孩童一样。”
“孩童好。”林伯也笑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“这村口，我上回站，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孩童。”
水旺叔抬袖子把脸抹干净了，一把拉过林伯的手，攥住，攥得紧紧的。
“走。”他说，“先去看你娘的屋。”
“屋？”
“你娘那三间屋，村里一直留着。”水旺叔拉着他往村里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“早年说要并村的，我拦了，我说桥头那屋不能并，里头有人家的念想。后来你寄钱回来那次，村里替你修了一回。再后来，就是我，屋我年年给你拾掇，漏了补漏，墙上的灰，我都擦着。”
林伯的脚步，顿了一下。
“年年？”他问。
“年年。”水旺叔说，“清明前一回，立秋一回。我说不上来为什么。就是觉得，屋要是塌了，你这头，更没个奔头了。”
林伯没说话。他就让水旺叔攥着手，往村里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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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行人跟在后头。
村里的路铺了石板，两边的房子新旧掺着。走过的人家，有的门口站着人，看见这一行生人，看见水旺叔攥着个白头发的老人，都望过来。
水旺叔一路走，一路跟他们解释，嗓门抬起来，像宣告：
“桥头婶的儿！回来了！南洋回来的！”
一家一家的门里，探出一张一张的脸。有老人从门槛里头颤巍巍出来，盯着林伯看了半天，试探着叫：“……是林家仔？林阿水家的仔？”
“是我。”林伯一个一个地应。
应到第三个，一个跟水旺叔差不多年纪的老太太出来，看了他半天，忽然一拍大腿：“哎哟！真的是你！你小时候偷我家的杨梅，从树上摔下来，摔我家篱笆上！”
林伯愣了几秒，然后笑出了声：“阿彩姑！你还活着！”
“我为什么不能活着！”老太太叉着腰，“我要活着看你回来！你娘等了你二十年，全村替她又等了三十五年！好小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”
一路上，这样的声音一家连一家。走到那三间屋跟前的时候，队伍已经拖出去老长，后头跟着大半个村的老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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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在桥头。
就是断桥的这头。三间旧瓦房，土墙，木门。墙皮年年补过，颜色深一块浅一块。门口扫得干干净净，阶缝里连草都没有。
水旺叔松开林伯的手，从兜里摸出一把钥匙，递给他。
“锁我配的。钥匙就这一把。”他说，“你开门。”
林伯接了钥匙，走到门前。
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儿，才把钥匙插进去。
锁开了。门，吱呀一声，推开。
屋里头，陈阳他们没进去，都停在门外。只有水旺叔跟了进去，进去点灯，灯亮了，屋里的东西照出来：八仙桌，条凳，一只旧衣柜。柜面上，一层不厚的灰，擦过没多久，清明前擦的。
“柜开开。”水旺叔说。
林伯开了柜。
柜里，一摞布鞋。
一双一双，码得整整齐齐。最底下几双，鞋面黄脆了，是几十年的老鞋；往上，一双比一双新；最上头一双，针脚密实，黑面白底，崭新，没上过脚。
“她说一年一双。”水旺叔站在旁边，声音很低，“做到她走那年。她走了以后，这柜我替你锁的。鞋，我没敢动一双。”
林伯站在柜前，一动不动。
过了很久很久，老人伸出手，把最上头那双新鞋，捧了出来。捧到眼前，看针脚，看鞋底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捧着鞋，对陈阳说话。老人的声音是哑的，可很稳：
“后生。明天桥上那场，加一样东西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这双鞋，我穿上。”林伯说，“五十五年，我没穿过她做的新鞋。明天，我穿着我娘做的鞋，走过她等我的那座桥。”
陈阳点头：“穿。”
林伯又低头看那双鞋。看着，他忽然说了一句：
“六码。”他量了量，“真是六码。她记了我一辈子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