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十八，望归桥动工第七天，月溪村来了一拨要走的客人。
陈阳一行收拾行李，准备撤回南边。东西不多，两三个包，装好放车上，就差跟人告别了。
林伯不走了。
这事他没跟谁商量。头天晚上他在水旺叔家的灶间吃完饭，放下碗，抹了把嘴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留下，等桥合龙。”
水旺叔正添柴的手停在了半空。
“你说啥？”
“等桥合龙。”林伯又说了一遍，“桥不成，我不走。”
水旺叔把柴火塞进灶膛，拿火钳拨了两下，半天没吭声。林伯当他不同意，接着说：“我在南洋等了五十五年，等够了。这回桥就在眼前，一天一天看着它起来，我等得起。”
“谁问你等不等了。”水旺叔把火钳往灶边一磕，“西屋那间，我明早就收拾。”
说完起身就走，走到门口又站住，回头补了一句：“被褥是新弹的棉花，垫两床。夜里河边凉。”
林伯在灶间坐着，看着灶膛里的火，看了好一阵。
第二天一早，水旺叔果真把西屋收拾出来了。八十二岁的人，掸灰、擦窗、铺床，一样不落，侄孙媳妇来搭手，被他挥开：“我自己来，你手重，别把被面扯坏了。”那床被面是压箱底的，大红的缎子，三十年没舍得用。
阿彩姑听说了，拎着一篮鸡蛋上门，进门就嚷：“林家仔，你算是在村里住下了？住下好，住下好，回头桥成了摆酒，你就跑不脱了，头一杯酒得你喝。”
“头一杯该你喝。”林伯笑，“当年我偷你家杨梅，你在后头追了半条村。”
“你还敢提！”阿彩姑把篮子往桌上一放，叉起腰，“今儿这篮鸡蛋，算利钱，你收了这笔账就算平了。”
老吴的电话是当天下午打来的。
陈阳接起来，那头先是一阵闹哄哄的动静，人声、茶杯磕碰声，还有谁在咳嗽。
“陈老师，您听得见吧？”老吴把嗓门压低了些，“我在会馆，这会儿被围住了。”
“围着干啥？”
“问桥啊。”老吴说，“林伯留下等桥的事，昨儿就传回来了。今天会馆里跟开了锅似的，老人们一拨一拨地找我，问了同一个问题，桥修到哪一步了。”
“这我哪知道，得问工地。”
“我也是这么说的。可他们不依，说您上回拍过照片。”老吴叹了口气，“杨老拉着我的袖子问：桥墩立起来没有？我哪懂桥墩啊，我就说，立了立了，正在立。他还不放心，让我捎话给林伯。”
“捎啥话？”
老吴顿了顿，说：“杨老说，替我多看两眼。”
陈阳拿着电话，没马上接话。
电话那头又闹起来，隐约听见有人抢话筒，一个声音很急：“老吴！你跟陈老师说，问问他那个桥，是不是石头的！”
“是石头的。”陈阳冲着话筒说。
那头静了一下，接着炸出一片声。有人喊“石桥好”，有人喊“石桥走得久”，乱糟糟地响成一团。
等那边稍微静了，老吴才苦笑着说：“陈老师，您听见了，就是这么个阵仗。还有位潮州来的老人家，姓周，八十一了，天天到会馆坐着，也不打牌也不喝茶，就坐那儿，翻来覆去一句话，问得我没法子。”
“问啥？”
“他问：桥修好了，俺们是不是就能回去看看了。”老吴说，“我今天答了三遍了。头一遍我说能，他说真的？第二遍我说能，他说俺这把年纪坐得了船吗？第三遍我没敢张嘴。陈老师，这主意，我讨不动了，您给个章程吧。”
电话里能听见背景里那位周老的声音，潮州口音，慢悠悠的：“老吴啊，你再问问，问问那个后生……桥成那天，是个啥日子……”
陈阳在电话这头笑了一声。
“这有什么可讨的。”他说，“老吴，你记一下章程。”
老吴那头立刻窸窸窣窣，听动静是找纸笔，找了好一会儿，找着了。
“桥成那日，组织一趟看桥。”陈阳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愿意回去的，报个名，协会帮着订船票、办手续、安排落脚，一路有人照应，到了村里，走桥。”
“走桥……好，走桥。”老吴的笔在纸上沙沙地响，“都要能走的，走不动的咋办？”
“走不动的，抬着走。”陈阳说，“桥就那么几十米，一步都别少。”
电话那头静了几秒，然后老吴说：“成，我把话带过去。”
电话没挂，那边老吴已经举起嗓子喊了：“诸位！诸位静一静，陈老师发话了，”
后头的话听不真切了，就听见声音一层一层地起来，有人拍桌子，有人咳嗽，有人一直在说“好、好、好”。过了一阵子，话筒里传来一阵掌声，噼里啪啦的，隔着一条海，隔着一部电话，掌声结结实实地砸进陈阳耳朵里。
还有个老人的声音凑得很近，几乎是贴着话筒喊的：“后生！俺叫周木盛！俺报名！俺第一个报名！”
老吴把话筒抢回去：“陈老师您别笑，周老当场就要交钱，让我拦了。我说桥还没合龙呢，诸位先把身子骨养好，养得壮壮的，到时候漂漂亮亮地回去，一个都不能在船上病倒。”
“拦得对。”陈阳说，“名单你先记着，别收钱。船票协会出，这话现在就能带过去。”
“这——”老吴迟疑了一下，“又是一船人，这开销，”
“这活比什么案子都值当。”陈阳说，“就这么定。”
挂了电话，陈阳在屋里坐了一会儿，把这事理了一遍，然后给阿澈拨了过去。
阿澈那头正在整理档案，键盘声还在响，接到电话，键盘声停了。
“定了？”阿澈问。他听陈阳说了三句，就把后头的章程自己接上了，报人数、订舱位、对接月溪那边的住处，一项一项排得清清楚楚。排到一半，他自己笑了起来。
“陈老师，您算过没有。”他说，“咱们南方分区立起来到现在，头一桩大活，不是案子，是接一船回家的老华侨。”
“嗯。”陈阳应了一声。
“档案上没这一类的编号。”阿澈在那头翻着本子，“我寻思给它编一个，编个‘归’字号，您看行不？”
“行。”陈阳说，“往后这一号底下，不会就这一个案。”
阿澈在那头笑：“十一位排班归侨，清明后的班车一茬一茬地到。这号底下啊，得专门添一页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对了，月溪那边，谁在盯着工程？总得有个自己人在场。”
“有。”陈阳说，“林伯天天在桥头坐着呢。”
这话不是白说的。当天傍晚，陈阳去工地上转了一圈，远远就看见断桥旧墩旁边摆了一条竹凳，林伯坐在凳上，深蓝布褂，脚上是娘做的鞋，手搭在膝盖上，看着施工队往河里下桩子。何建良在旁边陪着说话，说一句，林伯点一下头，也不多话。
水旺叔拄着竹杖立在稍远处，嗓门隔着半个工地都听得见：“墩子给我打扎实喽！这桥底下垫着我的两万三，出了岔子，我可找你们算账！”
何建良笑着应：“阿伯放心，这桥我按自家桥修的。”
陈阳没过去，站在堤上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回去了。走到半路，手机响了一下，是林伯发来的，一张照片：河里的桩机，还有半截新起的桥墩，墩子上的水泥还没干透。
照片底下跟了一行字，笔画一笔一划，是拿手指头在屏幕上写的：
“今日进度，报给海那边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