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回声司在槐荫街口的老社区活动室借了间屋。
几十封信摊开在两张拼起来的长桌上，小禾带着两个队员归类。按地址分：十二号一封，十七号三封，三十一号两封，还有写“槐荫街槐树旁”的、写“井台对面”的，五花八门。信的年代也拉开：五八年的最黄，八四年的最新。
“规矩立好。”小安站在桌前，跟队员们交代，“找到收信人的，信亲手交。收信人不在了的，找后人，交后人。后人也寻不着的，先别急着处理，登记了，我来定。还有一条，送信的时候，别催人拆。有人拿到信要坐半天，那就让他坐半天。我们在边上等着，不催。”
“等多久都等？”一个队员问。
“等多久都等。”小安说，“这信等了几十年，不差我们这一晌午。”
老周也来帮忙。他是个老城通，哪号宅早年住谁、谁家后来搬去了哪个区，他脑子里有一本账。跟社区的老主任一合计，几十封信，一天工夫，先对上了三十来封的下落。
“剩下这几封不好办。”老周挠头，“十二号阿秀那封，刘家媳妇走了三十来年了，后人情况不明。还有几封，地址对得上，人怎么都打听不着了。”
“打听不着的先放着。”小安说，“从对得上的送起。今儿下午，先送三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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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一封，送三十一号。
三十一号早年住的是个姓许的小学教师，后来搬去了新区，人还在，八十六了，住在儿子家。队员们按地址寻过去，开门的是老人本人。
“许老师，有您一封信。”队员双手递过去。
老人接过来，先看那信封的旧样，又看邮戳。他扶着门框，把信封翻过来，看清了寄信人的名字，站住了。
“这信……”他嗓音变了，“五八年的。寄信这个，是我师范的同学，姓吕。我那年从槐荫街搬走，走得急，没来得及一家家辞行。后来我托人打听他，说他去了西北，再后来，说人没了。”
他把信捧在手里，站在门口不动。队员说：“您进屋慢慢看，我们等着。”老人这才让开身子，进了屋，坐在窗前的藤椅上，拿裁纸刀把信封挑开。信纸三页，他一页一页地看。
看得很慢。看到第二页，拿信的手开始抖。看到第三页，他不看了，把信纸按在膝盖上，闭着眼坐了很久。
屋里没人出声。老人的儿子闻声进来，站在边上没敢问。
许久，老人睁开眼，朝队员招手。队员上前。
“后生。”他把信重新折好，折得整整齐齐，“这封信，我等了几十年。这些年我总跟儿子念叨，说老吕这个人，无情无义，一别几十年，一个字没有。儿子劝我，说人家兴许有难处，我不信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原来他从没忘。信是写了的，是寄了的。是我们两家搬岔了。”
他抬眼看着队员：“他信里问我，分到哪儿教书了，说寒假要来寻我喝酒，让我回信，信封上连邮票都替我贴好了，就搁在信里头。他连邮票都替我贴好了。”
老人的儿子接过信，看了一遍，看完说：“爸，我来写信里那个地址。西北那边，我去寻吕爷爷的家里人。这封信，得让他们知道，寄到了。”
临走，老人非要送到楼下，扶着栏杆一级一级下。到了楼下，他拉着队员的手晃了晃：“替我谢谢拆墙的人。要不是这回拆街，这封信就跟着砖埋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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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封，送老杂货铺老板——就是早年接手邮局那间铺子的人。人不在了，走了十几年，女儿在城东开着个小超市。
队员寻到超市，说明来意，把信交给她。四十来岁的女人擦着手上的水，接过信，先问：“给我爸的？谁寄的？”
信封上寄信人是个外地名字。她说不认得。
“拆你家老铺子那面墙，墙夹层里起出来的。”队员说，“是当年邮局留下的送不出去的信。令堂的铺子，早年是邮局。”
女人捧着信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走，跟我回家。这信不能在超市拆。”
到了家，她在父亲遗像前坐下来，把信拆开，念出声。念信是她父亲一位早年的老友写的，在外地做小买卖，信上说路过老城没赶上见一面，说了些铺子里的旧事，末了写：铺子我进不去了，替我跟你讨口酒喝的话，你记着，下回补上。
女人念到末尾，念不下去了，声音断在那儿。她把信纸抵在额头上，缓了一阵，才接着念完最后两行。念完了，她把信举起来，朝着遗像：
“爸，您听见了吧。您的老朋友，一直记着您呢。”
她转过头，眼睛通红，跟队员说：“我爸走之前那几年，老念叨他这个老伙计，说也不知道人怎么样了，说当年那口酒没喝上，亏了。我们当儿女的，还当他随口一说。”她把信收好，收进一个铁皮饼干盒，跟父亲的老照片搁在一处，“这下好了，话到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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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连五天，信一封一封往外送。
三十一号的另两封，送给了许老师的两个旧邻居，两位老人凑在一起，就着两封旧信，把当年的事对了一下午。十七号的三封，一封送给了收信人的孙子——孙子念给一家人听，念到一半，家里老太太想起来写信人是谁，一家人对着信说了半宿。还有一封，收信人是个早故的木匠，寻到他徒弟，徒弟四十多了，捧着师傅的信，在自家工棚里坐了一个黄昏。
也有几封，实在寻不着了。地址对得上，人没了，后人断了线索，街坊们帮着一趟趟回忆，还是没个着落。
按司里的老规矩，这几封，拍照存档，原件起走的时候，老周全程跟着，送去了市博物馆。博物馆早先跟回声司合办过一面“乡音墙”展柜，专门收这种有年头、无主的话。信一封一封平放进去，标签上写着：槐荫街出土，某年某月，无主信。
“进了柜，就不算无主了。”博物馆的经手人说，“往后谁来看，都是它的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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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天夜里，小安在活动室整理送信记录。
四十多封信，送出去三十一封，进馆四封，还剩几封没着落，压在桌子那头，最上头是十二号阿秀那封。
他做完当日记录，照例拿起本子，去街里巡了一圈。
巡到老杂货铺那段的墙根，他站住，闭眼听。
声音稀了。
头几夜那种满街的唠嗑，如今只剩薄薄一层。而且他听出来了，稀得有规律：东头十七号那段墙，两夜前起就没动静了，那三封信送出去的当晚就静的。三十一号那段，前晚静的。井台那段，昨夜静的。
每送出一封，墙那边的话就弱一分。信到了人手上，话就落地，墙就轻一块。
他站在街当中，把整条街从头到尾听了一遍。如今还在响的，就剩三处：杂货铺的老墙，还有薄薄的一层；槐树底下，极轻，像有人在树底下小声絮叨；再就是库房那面被拆开的夹墙，拆空了，可夜里还有一点余音，从那空了的墙洞里出来，一夜比一夜淡。
小安回到活动室，把本子摊开，在记录的末尾添了一行：
六月初五，夜。全街余音三处，较初日弱七成。每送出一信，其墙即静。街的话，正在一封一封说完。
写完这行，他搁下笔，坐着。
坐着坐着，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明白了那夜后半段那阵短而急的调子是什么，那是信在催。一盒信在墙里躺了几十年，眼见墙要没了，一封一封往外挤着喊。如今喊的少了，送走的，就不喊了。
他把桌上那几封没着落的信拿过来，一封一封过。过到十二号那封，他停在手里。
槐荫街十二号 阿秀收。
刘家媳妇阿秀，走了三十来年。馄饨摊的女主人，槐树底下留最后一碗的人。娘家在外县，姓什么，连街坊都记不清了。
小安把信放下，拿起手机，给陈阳发了条消息：
师父，街的话快说完了，剩最后几封没着落。十二号那封，收信人后人线索快断。明日我去外县，寻她娘家。这封信等得最久，我想亲手送。
发出去没多久，手机震了回来。就四个字：
去吧。别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