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号那封信压在桌上三天，线索眼看要断。
档案查了，户籍查了，社区和指挥部的老账都翻了。刘家媳妇阿秀，娘家情况，一栏空白。街坊能想起来的就一句“外县的，姓周还是姓什么”。老周拍着脑袋想了两天：“我这老城通，栽在这上头了。”
第四天早上，小禾从乡镇台那边打来电话。
“安哥，有眉目了！”她嗓门里带着熬夜的哑，“我托乡镇台的老播音员，翻了他们库房的旧转播记录，广播找人是那年月常干的事。六几年的一份记录里，有条寻人启事的底稿，就是寻槐荫街十二号刘家媳妇阿秀的。底稿上写着娘家地址，外县双河镇，周家坳！”
“寻她的是谁？”
“底稿上署名，一个‘全’字。”小禾说，“就一个字。”
小安拿着电话，看了一眼桌上那封信。信封上寄信人那栏，正是一个外县地址，落款一个“周”字，当年街坊记不清阿秀姓什么，其实是记得的，是把这个姓跟寄信人记混了。
“我去。”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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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一早，小安带上了信，坐了半日的长途车。
邻省那座小城不大，靠山。循着迁出记录上的地址，找到的是城西一片老居民区。一路问过去，问到第三个人，一个买菜回来的大婶，指了指最里头那栋：“周家？周阿秀啊，老刘家媳妇，住五楼，东头那户。”
小安爬上五楼，敲门。
开门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妇，七十多，个子小，腰板还直，围裙系在身上。她打量小安：“你寻谁？”
“您是周阿秀周阿姨吧。”小安说，“我叫安小声，回声司的。我们从老城槐荫街来。”
老妇脸上的疑惑顿了一下。
“槐荫街？”
“是。”小安从贴身的包里取出那封信，两只手捧着，“拆迁前，从一面老墙的夹层里，起出来一盒几十年前没送到的信。里头有一封，写给槐荫街十二号，阿秀收。”
他把信递过去。
“我们查了档案，查了三天，找到您这儿。信是您的，我给您送来了。”
阿秀看着那封信，没有伸手。
她站在门口，看着信封上那三个字，看了很久很久。楼道里的光从窗户进来，照在信封上，牛皮纸黄得发脆，边角都起了毛。
“槐荫街……”她轻声说，“的信？”
“是。”
她伸手接过来。手抬到一半，停了一下，才拿稳。信很轻，她两只手捧着，像捧着一件拿不准的东西。
“进来说。”她侧过身，“站楼道里做什么。”
屋里陈设简单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桌柜上摆着一张黑白的老照片，一个穿围裙的年轻媳妇站在一口锅前。阿秀让小安坐，倒了茶，自己没坐，捧着信，在桌边站着。
她没有拆。
她用拇指，在信封上自己的名字上，一遍一遍地摩挲。摸了几遍，她忽然轻声开口：
“我认得这笔字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着小安，眼眶已经湿了，可声音还稳：
“是阿全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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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秀的儿子下班回来，见家里来了客，他母亲捧着一封旧信坐着。听小安说明缘由，儿子搬了凳子坐到母亲旁边。
“周全。”阿秀说，“我们家隔壁的孩子，比我大三岁。我十六岁嫁到槐荫街，他家就在我们家斜对面。街坊里，他就跟我最熟。”
她的手还按在信上。
“那年号召去西北。他报了名。走之前那天晚上，就在槐树底下，他跟我说，‘阿秀，等我回来。’”她顿了一下，“就这一句。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走了，行李是他娘帮着捆的，我没赶上送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儿子轻声问。
“头一年有信。”阿秀说，“信是寄到他娘手里的，我托他娘念给我听过一回，信里问街坊好，问刘家的馄饨摊子还在不在。后来他娘走了，信就断了。断了以后，”她摇头，“人也没了音信。我打听过，没人说得清。”
她低头，看着信封上寄信人那栏。
“我这些年，逢年过节，就想起这个人。”她说，“想着，他到底是把那句话忘了，还是人不在了。两头都想。想哪头，心里都不踏实。”
她抬起手，抹了一下眼睛，抹完，把信封翻过来，看着封口。
“拆吧，妈。”儿子说。
阿秀点头。她去里屋拿了一把小剪刀，回来坐下，就着桌上的光，沿着封口，一点一点剪。信封里，信纸折着，就一页。她展开。
纸发脆，她展开的动作极慢。字迹是钢笔字，笔画重，有几处让水洇过。
她看。看得很慢。
信不长。屋里很静，小安坐在对面没动，儿子坐在母亲边上没动。
信里写：阿秀，见字如面。西北这边风沙大，白天热，夜里冷，都熬得住。队里让我带新人，忙，写信少，你别怪。我常想起老街，想起你家那口锅。最想的是下雪天，出摊回来，你在槐树底下给我留的那碗馄饨，多搁了醋的那碗。这里吃不着，我学着自己包，包得不像。等日子松了，我回去，阿秀，等我回来，带你去吃刘家媳妇的馄饨，这话作数。
末尾的落款，一个“全”字。日期，是信走了邮路的那一年。
阿秀把信看完，把信纸举到眼前，又从头看了一遍。看第二遍的时候，她看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过，看到“这话作数”四个字，她停住了。
停了很久。
她把信纸折起来，折得整整齐齐，贴在胸口，按着，坐着，不说话。屋里三个人，谁也没出声。窗外的日头往西走，光从桌角挪到地上。
许久，儿子轻声开口：“妈，这位阿全叔，后来，”
阿秀摇摇头。
“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这信是哪年的，人如今在哪，在不在，都不知道。”
她按着胸口那封信，抬起眼，望着窗外。望了一会儿，她轻声说：
“他没回来。”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可我等他，等了大半辈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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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擦黑，小安起身告辞。
阿秀把他送到楼下。楼道里，她把信揣进衣襟里贴身的口袋，揣得妥帖。
“后生。”走到楼下，她站住了，“我跟你打听个事。你们起信的那条街，什么时候拆完？”
“快了。”小安说，“个把月。”
“拆完以后，那棵槐树，”
“槐树不拆。”小安说，“指挥部定的，老树移栽进新公园。还有那面起出信的墙，砖都留着，一位老墙匠收着。”
阿秀点点头。她低头想了一会儿，再抬头：
“你等等我。”
她转身上了楼。小安在楼下等了有一刻钟，她下来了，手里拎着一个布包，换了件出门的褂子。
“我跟你回老街。”她说，“趁街还在，我去一趟。”
“妈！”儿子追下来，“您这身子，”
“我身子好着呢。”阿秀说，“你爸走了二十年了，我一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街我三十九年没回去了。信到了，人得跟着到，这话才落地。我回去，在槐树底下，把这信念一遍。念给他听，念给街听。”
她把布包往胳膊上一挎：“当年我在槐树底下给人留馄饨，留了那么些年。这回，换街请我一回。”
儿子看看母亲，又看看小安，挠了挠头：“那我跟着去。我请两天假。”
“去去去。”阿秀摆手，“你跟着就跟着。”
三个人出了小区，往长途车站走。路上，阿秀忽然问小安：“后生，你耳朵好使，你给我说说——那墙里头，如今夜里的动静，还剩多少？”
“三处了，薄薄一层。”小安说，“槐树底下那段，还没静。我听了几夜，像是有人在树底下等着，等一句什么。”
阿秀听完，走了几步，说：
“不是等一句什么。”
她拍了拍衣襟里那封信：
“是等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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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夜十点，三个人到了槐荫街。
街里静了大半。月亮出来，照着半拆的街。阿秀走在石板路上，走得慢，一路走，一路看，看得极仔细——这儿是谁家，这儿是井台，这儿，她站住了，这儿原来是她家的馄饨摊位，如今只剩一块空地。
走到老槐树底下，阿秀站定。
夜里，树底下那点极轻的余音，正絮着。阿秀站在树下，听了一会儿——她听不见，可她看见了小安的神色。
“在这儿吗？”她问。
“在。”小安说，“树底下。就在您站的这一块。”
阿秀点点头。她从衣襟里掏出那封信，取出来，展开，就着月色和路灯，站在当年的槐树底下，一个字一个字，把信念了出来。
念完了，她把信举起来，朝着树，朝着街，轻声说：
“阿全。信，我收到了。晚了六十年，可我收到了。你说这话作数，我如今回话了：作数。”
话音落下，小安站在几步外，闭着眼。
树底下那点絮了多日的余音，静了。
彻底地，静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