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日下午两点，讲灯的人一个接一个上台。
下午场排得松，没有整块的“仪式”，一盏接一盏，讲完一盏，歇几分钟，换下一盏。台上还是那张桌子那把椅子，茶换成了温的。小安的嗓子上午讲哑了，下午换小美坐镇台口，管接引。
上台的人，没有华丽的词，都是家常话。可每一盏灯底下，都压着一段长长的日子。
两点一刻，筒子楼周婆婆上场。
她是被孙子扶着上台的，孙子就是童灯墙上那幅画的小作者，十岁，穿件蓝布褂子，扶奶奶扶得很小心。周婆婆上台阶的时候，全场没声，几万只眼睛看着那一老一小，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挪。
坐定了，她先不看台下，看灯。中央那圈主灯她看了半天，才开口。
“我讲我们家楼道那盏灯。”
她讲筒子楼。讲那盏声控灯，坏了好些年，黑灯瞎火的楼道，讲她摸黑下楼摔的那一跤。
“摔了跤，不敢跟儿子说，说了他又要接我走。我就白天不敢下楼，要买菜，求邻居小年轻捎。”她说，“楼里像我这样的，不止我一个。三楼老孙家的，夜里上厕所得叫闺女陪着，不是尿频，是怕黑。”
“后来有人来修。”她说到这儿，停了停，从兜里摸出手绢按了按眼角，按完接着说，“来的是个年轻人，背着个工具包，敲我们各家的门，说‘楼道的灯，我来修’。我问他是哪儿的，他说是‘点灯的人’。”
台下有人轻轻笑了一声，笑得很短。小美坐在台口，也笑了。
“点灯的人。”周婆婆把这四个字又说了一遍，“我当时不懂这是什么名号。我就想，修灯就修灯，还带名号的。灯亮那天，”
她又停了。这回停得长一点。孙子在旁边小声说：“奶奶，喝口水。”她摆摆手，没喝。
“灯亮那天，整层楼的老人都出来了。站楼道里看灯。谁也没说话，就站着。”她说，“你家门口站一个，我家门口站一个。那灯是声控的，人一说话它就亮，我们都不说话，它就一闪一闪。后来三楼老孙憋不住了，咳了一声，灯‘啪’就常亮了，它认人声，知道我们都在看它。”
台下笑了一片。笑着笑着，有几个前排的老头老太太，跟着抹眼睛。
“那盏灯，到现在还亮着。”周婆婆说，“我孙子画的画，就挂东墙上，画的就是它。他画了五个灯脚，我数过。实际四个脚，他多画一个。我说多一个，他说多的那个是备用的，坏了随时换。”
全场又笑。台口的灯灯，本来坐在小美旁边，听到这儿站起来，冲台上喊：“是我画的！奶奶说的对！”
周婆婆在台上朝东墙摆了摆手，全场掌声起来一小阵。她讲完了，孙子扶她下台，走到台阶的时候，她回头，冲着中央那圈主灯点了点头，才下去。
三点二十，红旗岭赵大爷上场。
赵大爷是云州红旗岭的，嗓门大，山里喊人喊出来的嗓子。他一上台就先声明：“我嗓门大，你们担待，我这嗓收不小。”
台下喊：“不用收！正好！”
他哈哈一笑，坐下，讲山上的灯。
“那年大雪封山。封到什么份儿上？腊月里，雪下得没膝盖，电线杆子压折了，全村黑的。”他说，“黑的不是一宿两宿，是七天。七天里头，村里牲口棚塌了一个，人心也快塌了。有个后生说，这么黑着，不如大家伙儿散了，下山投亲去。”
“就在那天夜里，有人摸黑上了山。”
他讲那个人，背着一盏灯、一卷电线，雪里蹚上来的，走了半夜，到村口，在老槐树上挂了盏灯。
“灯一亮，全村人都出来了。跟你们筒子楼那位说的差不多，也都站着，也都不说话。”赵大爷说，“那晚全村人才敢睡踏实觉。黑天怕什么？黑天不可怕。可怕的是黑天里没个亮儿，人心里就没底。有那一盏灯挂着，黑七宿也不怕了。”
他讲得慢，一句是一句。台下听得也慢，没人催。讲到一半，他忽然停住了。
停了好几息，他自己先“咦”了一声，挠挠头。
“我讲到哪儿了？”
台下静了一瞬，接着后排有人喊：“大爷，慢慢想，我们等着！”
喊声一片：“不急！”“想！”“我们有的是工夫，三天呢！”
赵大爷咧嘴笑了，露一口不算整齐的牙：“那我想想。”他坐在台上，真就稳稳当当地想，手在膝盖上拍了两下，又拍了两下。
“想起来了。”他说，“想起挂灯那个人了。我光顾着讲灯，把人搁后头了。挂灯那人，脸冻得青的，进了村谁家也不进，就在老槐树底下站着，看村里人围着灯转。村长请他家里喝口热的，他说不了，还有两个村，一样的黑法。他走了，雪地里一行脚印，我们村长站在灯底下，看着脚印出了山口才回去。”
“那晚我们全村人凑了半袋米，追出去想塞给他。没追上。米又背回来了。第二年开春，雪化了，村里人合计，这米不能自己吃，碾了，给山下小学送去。孩子们吃了这米，大了。大了的孩子们，如今有人就在你们回声司，就是守电话那伙的。”
台口小美愣了一下，站起来朝台上招手：“赵大爷！是我们吗？是云州口音那几个？”
“就是你们！”赵大爷嗓门敞开了，“食堂小刘！值班室大个儿！都是吃了那半袋米的！”
全场轰一声笑了，笑着笑着鼓起掌来。几个穿回声司制服的年轻人在中场站起来，朝台上挥手，喊“赵叔”。赵大爷在台上也朝他们挥手，挥得很用力。
他讲完，下台前站在台口，冲全场拱了拱手，嗓门还是大的：“我讲得糙，你们担待。明儿还有我们红旗岭别的灯，讲灯的换我们村长，我给他打底儿！”
下午的场接着往下排。四点半，一位大姐上台讲她给亡母点的河灯；五点，两个小伙子抬着一盏矿灯上台，讲井下的事，讲到一半其中一个小伙子背过身去站了一阵，另一个接过话头接着讲，没人催，也没人递话打断，全场就那么等着，等他缓过来，转回身，说“我没事，接着讲”，才接着讲。
最后一排靠门，陈阳听了一下午。
他四点前后到的，没坐头排，坐最后一排靠门的空座。周婆婆讲的时候，他听完了。赵大爷忘词那阵，全场喊“慢慢想，我们等着”，他也跟着张了张嘴，没出声。
散场的时候，人往外走，走得慢。有人边走边说：“明天几点开？我早点来。”有人说：“我得回去把我们家那盏的事写写，写下来才记得全，回去好讲给我们巷子听。”
陈阳随着人流出了门，在北门外站了一会儿。小美送讲灯人出来，看见他，跑过来，嗓子也哑了半截，声音压着：
“会长，下午报了个数。今天头一天，进馆听讲的，加上只看灯不落座的，两万三千人次。外头进不来的，我们馆外墙投了灯，在广场上看，广场上坐了黑压压一片。”
“广场上的人，明天想法子。”陈阳说，“南门外搭个大屏，声音引出去。人进不了屋，话得让人听上。”
“我今晚安排。”小美应了，又说，“会长，赵大爷说的那半袋米……食堂小刘他们，散会前想凑一桌，请赵大爷吃顿饭。这事您知道就行，我们自己在会里办了。”
“办。”陈阳说，“米是当年那半袋米的道理。吃了的，如今还席。”
他走了。走到停车场，天擦黑了。场馆的灯从门里一排一排亮着，广场上人还没散净，一堆一堆围着外墙上投出的灯影。
他掏出手机，看到小安发来一条消息，是下午场完了发的：师父，我睡了俩钟头，嗓子回来一半。晚上夜场我到场，坐台下听，不上台。夜场五盏，头一盏是李强。
陈阳回：好。我在家吃口饭，八点前回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