灯罩上那滴水痕，干了半天才散。
散了之后，江照晚没让再碰那块无字名牌。心口的牌子冲不动，外头的名字不能停，五门连轴转，把剩下的两千多个，一块一块往里赶。人不能停，话也不能停。她把母亲请到了安魂堂，让她对着物探图，把1998年那晚的事，从头再捋一遍。
“你上回说，那晚庙外围了一圈的岗。”江照晚说，“讲讲那圈岗。”
江锦书坐在图前，看了很久，才开口。
“第二十七口，不是匠人。这个你们知道了。可你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警察。”她说，“那晚的岗，是冲我们来的。驱散令下来了，带队的一个所长，站在庙门口，喇叭都举起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人群里站出来一个年轻警官，走到所长跟前，说了几句什么。我没听清，隔着远。只看见所长把喇叭放下了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他站到了庙门口。”江锦书说，“驱散令，他挡了。他说，你们去封，这里我来。二十六个匠人从后门进的庙，一个一个落位。等最后一个落完，地面合上，庙里空了，那个警官还在门口站着。他拦着的，是最后一批人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我记得他挡在门口的样子。也记得后来，他怎么进的庙。可他进庙之后的事，我上回讲错了。他不是去拉人。他是去看，二十六个位置都落定了，封合得上合不上。他站在庙中央看完了，转身要走。就在转身的时候，那个缺的墙角塌了。”
“他掉了进去。”
“他掉了进去。”江锦书重复了一遍，“封合上，把他合在了里头。”
—
闻人阙的第三封信，就是这天到的。
还是牛皮纸，黑火漆。丁原拿进来的时候已经见怪不怪了，直接送到老陈手里。信就一页。
“听人念吧，我抄不及了。”老陈说，把信递给江照晚。
江照晚拆开，念：
“你们碰到心口那块牌子了。我猜到了。补一段我没写完的。”
“传灯传到第二十七盏的时候，出了岔子。规矩是二十六盏，可师父那晚多备了一盏，说封缺一角，多一盏灯，多一分压数。他把第二十七盏交给我，说，送给那个守门的。”
“我端着灯到庙门口。灯下站的是个警察。他很年轻，比我还小，二十出头的样子。我把灯递给他，按规矩要说一句‘灯到，人安’。我话没出口，他先开口了。”
“他说，快走。”
“然后他接了灯。他没问我这灯是干什么的，没问他要走去哪儿，没问庙里那二十六个人在做什么。他接了灯，往庙里走。我跟在门外看着，他走到那个塌了的墙角跟前，站定，把灯放在地上，自己下去了。”
“灯留在坑沿上，亮了一夜。天亮的时候，我去收的灯。灯里没芯了，烧尽的。他人没了。”
“三十年，我一直想问他一句，你为什么下去。现在我知道问不了了。就告诉你们一件事：他接灯之前，把警帽摘下来，搁在庙门口的石狮子底下了。帽子我收着。收了三十年。信后头的日子，你们自己算。帽子该还给警队了。”
信完了。
屋里静了很久。江锦书坐在那儿，手一直搭在膝盖上。等江照晚把信纸放下，她才开口，声音很平。
“我记了他三十年。”她说，“你们不知道记在哪儿。每年清明，城隍庙后墙根底下，总有一堆烧纸。各家烧各家的，二十六家的纸。可那堆纸边上，总多一小堆。不多，就几刀纸，烧得规规矩矩，压着石头。我头几年以为是看庙的烧的。有一年清明我起得早，天没亮就去了，看见一个老头蹲在那儿烧。不是我认识的人。我站远看着，他烧完，磕了一个头，走了。”
“我年年去，年年有人烧。三十年没断过。”
她说到这儿，停住了。停了很久，再开口的时候，那句话是一个字一个字出来的。
“原来不是我一个人，记着一个没名字的人。”
—
考证是贺沉舟带人做的。三天，跑了两趟档案室。
1998年城隍庙片区的执勤排班名册，调出来了。名册在，页也在，可当值那页上，他的位置上是一片平整的白，平整得不对。贺沉舟拿拓片的手法，把那页拓了一份。
拓片上，白的地方浮出了底痕。有名有姓，三个字，笔画的底子清清楚楚地印在纸下。可正面看，什么都没有。
“抠的。”贺沉舟把拓片摊在长桌上，“跟司库名册那本，同一个手法。刻上去的名字，用同色墨一笔一笔填平。填这个手艺，行里叫‘墨面’。会这门手的，账格体系里的旧人。”
“动机呢？”老陈问，“涂一个警察的名字，图什么？”
宋宴接的这个问题。他盯着拓片看了半晌，慢慢把逻辑捋了出来。
“账尸是‘记错的怨’堆的，这个底子定了。”他说，“可记错的名字，怨是散的，一片一片，攒不成心。账尸要一颗心，得要一个怨最重的。怎么让一个人的怨最重？把他的名字涂掉。一个守规矩的警察，挡了驱散令，护了一庙的人，自己掉进封里，这么一个人，你把他的名字涂了，他死了不入册，不在封，不进账。天底下没一个地方记着他。他的怨，就是全城最重的一块。账尸捡走他，贴在心口，当肉养着。”
“涂他名字的人，不是恨他。”江照晚说，“是拿他喂账尸。”
屋里静着。这一层比恨更冷。
“那年头，账格体系里管‘墨面’这门手的，”老陈问，“有多少人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贺沉舟说，“这门手艺不传外。账房旧档里能查到师承的，我明天去翻。”
—
阮无声是最后动的。
工程赶着，可他把那块无字名牌的位置要了过去，一个人坐在物探图前，听。他现在能开口说话了，可听这活，还是得用心口。他听了一整夜。
天亮的时候，他把江照晚叫了过去，指了指图上心口的位置，然后从怀里摸出木牌，刻。
刻得很慢。一行一行：
名牌里的残响，就一句。三十年，就这一句，翻来覆去地念：
名字在，人就回来了。
江照晚看完这块牌，站了很久。
然后她转身，走到长桌前，把名册、拓片、闻人阙的信、封印图，一样一样并排摆开。
“冲正还剩的名字，五门接着赶，一天不能空。”她说，“但最后那一笔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了，是心口那一块。要冲开它，得把他的名字找回来。”
“怎么找？”老陈问，“名册上被抠的三个字，底痕在拓片上，可我不认得墨面这门手，反不出来。”
“分两头。”江照晚说，“一头，贺沉舟翻账房旧档，把会墨面的师承挖出来，查当年那只手是谁。另一头，”她看向拓片上那三个底痕字，“反不出名字，就找认得他的人。三十年前跟他对班的、同所的、街坊，总有人记得他叫什么。闻人阙说，帽子在他手里。信里说，帽子该还给警队了。”
“警队有警队的老底。”贺沉舟接上，“警号、领用记录、帽子内圈的编号，对上去，人事档案里就有名字。档案涂得掉名册，涂不掉警械领用簿。”
“两头一起跑。”老陈拍板，“名字到手，涂名的人到手，冲正最后一笔，以官礼办。抚恤、追认、安放，一样不少。三十年黑着，最后得亮堂堂地进去。”
散会的时候，江锦书把那封信收了起来，收得很仔细，折了两折，放进袖口里。
走到院门口，她站住，回头对江照晚说了一句。
“清明那个烧纸的老头，今年清明你陪我去一趟。”她说，“三十年了，我想知道他是谁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