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月开春，淮河的冰还没化净，宋辞的方子先出来了。
程佑安正月末从江北回朔州交账，石沓没跟着回来，人还钉在寿阳盯着那处荒祠。程佑安进门的时候，宋辞案上摆着三样东西：石沓抄回的错谱抄样，纸笔，还有一张她自己画的图。
“坐。”她说，“这回不是听你的，是给你派活。”
程佑安坐下了，狐裘都没解。宋辞把那张图推过去，说既然对方在编一套能用的假谱，北燕也编一套。编一套真的假谱，印三百份，往南送。
程佑安愣了一下：“咱们也造假谱？那跟祠里那老头成什么了？”
“不一样。”宋辞说，“他造假谱是给乱民造旗。我们造假谱，是给他的网装门。”她顿了顿，“这套谱里，我留三处错。”
她拿笔在纸上画给程佑安看。第一处，灯盘斜口的方向，真谱朝北，印出来的朝南。第二处，谱牒起算的年份，真谱是三百一十七年，印出来的写成三百二十年。第三处，联络暗记里那个“验”字，符背面缺一道笔画。三处错，不挨着，不相干，散在整套谱的头、中、尾。
“这三处错，不是随手留的。”宋辞说，“要留，就留只有内行才看得出、外行必定照抄的错。斜口朝向，穷老百姓不知道真谱朝哪边，抄去就抄去了。年份差三年，没几个人对得上年号。笔画缺一道，描的人只当是印版磨损。可这三处错凑在一处，就是一枚记号。将来不管哪家的假谱、哪个祠的灯、哪份递出去的暗记，只要同时带着这三处错，那张纸，就是从我们这儿流出去的。”
程佑安听到这儿，手指开始在桌沿上虚敲了，敲了四五下，停住。
“俺懂了。”他说，“鱼饵不是让人吃的时候死，是吃下去以后认得。”
“对。”宋辞说，“他们抄走、传下去，三处错必然跟着走。纸流到哪儿，网就铺到哪儿。我们不用伸手捏线，线自己会带着记号往上冒。”
隔了两日，这事在王府过了一遍。拓跋烈听完，先问了章程，问印多少、谁印、往哪儿送，问完了，人往椅背上一靠，半天没说话。再开口的时候问的是另一件事：
“俺问句难听的。印这个出去，南边信了假谱的穷人，得有多少？里头得死多少人？”
屋里静了一息。这个问题程佑安没问，拓跋烈问了。
“信假谱的人，本来就已经被算进死数里了。”宋辞说，“荒祠里跪着的人，进了错谱的房，串联了，拿刀了，梁兵来剿，一茬一茬地割。我们印不印，他们都往这条道上走，这是对方铺好的道。我们不动手，他们活不成；我们印了，他们还是走那条道，可这条道上从此有了记号。我们能做的不是替他们挡道，是把铺道的那张网拆了。网拆了，道断了，后头的人才有别的路走。”
她又说：“王爷要嫌这话冷，我可以再说一句热乎的。归农引和平粜仓的粮一直在走。假谱引去的是死数，粮引去的是活路。两条道都在，人往哪边走，我们拦不住，可活路不能断。”
拓跋烈盯着她看了半天，末了把桌上那盏茶往她面前推了推，说凉了，你也不嫌。说完这句，事就算准了。他说印的事他出钱，不走官账，走程佑安商路的账，名目就记成书肆贩书。
程佑安临走前又加了一道保险。他跟宋辞说，三百份纸，不能一家印。分六家印，六家的抄纸作坊不同，纸帘的纹路各不一样，纸帘是抄纸的竹帘，每家的帘纹有每家的斜密，行家拿纸对着光一照，帘纹认得出来。将来抄本不管落到谁手里，照一照，不但知道是我们流出去的，还知道是从六家里的哪一家流出去的。六家各留一本不同的暗账，账上记着哪一批纸、哪个日子、走了哪条商路。
宋辞听完，把那三处错的图样重新誊了一份，誊完在图角上添了一行小字：六帘为骨，三错为记。
誊完她又补了最后一道章程：六家暗账每旬一封，走不同的信路，收信的也不落在同一个人手里；账不对账，只对数，数对上了，人不见面。程佑安一一记下，说这规矩比商号里的还严。宋辞说，这不算商号，这算卷宗，卷宗的规矩从来只有一条——将来对的时候，一个数都不能含糊。
三月头上，头一批三百份“新谱”开印。印出来的纸不署北燕的名，也不署任何名，做的是流散旧谱的模样，纸边磨旧了角，墨色故意深浅不匀。六家书肆各领五十份，混在旧书里，往南走。书肆掌柜的不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，知道的只有程佑安暗线上的一个人，那人在六家书肆之间来回走，装一个收旧书的贩子。
发出去的那天，程佑安来骨语堂回话。宋辞在灯下核最后一批拓样，核完收笔，问了一句都送出去了没有。程佑安说都出去了，头一份是寿阳城里的书摊，离石沓盯的荒祠不到两条街。
“好。”宋辞把拓样叠起来，锁进铁匣，“从今天起，谁抄了我们的错，谁就是网上的一根线。线会自己长。”
程佑安起身要走，走到门口，回头又问了一句：“宋大人，那老头要是识破了，不抄呢？”
“他会抄。”宋辞说，“他不敢不抄。”
“为啥？”
“他的谱也是攒出来的，不是天上掉的。攒谱的人，见了好东西，手比脑子快。”她把钥匙收进袖子里，“这跟他干的是一行。干这一行的，改不了这个毛病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