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月初，疫势压下来一截，第二个战场浮上来了。
粮。
盐糖水救的是已经病倒的。病倒的拉回来，要吃饭；没病的撑着，也要吃饭。疫地里的人，一半是病垮的，另一半，是饿软的。常州、晋陵、吴郡三地，城外的粥棚一日稀过一日，米缸见了底。
账面上，江南不缺粮。
这是顾衍在江北替她算过的账：江南连年丰稔，各县的官仓、世族的义仓、粮商的囤仓，三方加起来，撑过这场疫绰绰有余。缺的不是粮，缺的是肯把粮拿出来的人。
官仓拿不出来。抄家的风还没过去，地方官谁也不敢开仓，开了仓，账对不上一个数，就是“通敌”的由头。粮商的囤仓不敢碰，这时候放粮，怕的是被盯上“家有积粟”，招告发。
能动的，只剩世族的义仓。
江南的世族，是另一路人物。他们不买官府的账，也不怕抄家，几百年盘在乡里，族大根深，京里杀京里的，县里换县里的，换到谁头上，进祠堂先拜他们的祖。要他们开仓，官府磕头都没用。
宋辞去谈。她拖着一副病后的身子，从常州到晋陵，从晋陵到吴郡，一家一家上门。谈的条件，进门就摆出来，三条：
“其一，仓开了，账目公开。几时开的，放出多少石，赈了哪些人，一笔一笔记在册上，贵府的门客记，我的人也记，两本册对得上。”
“其二，赈的是病人，也是穷人。不许只赈自家的佃户。佃户要赈，别家的佃户一样赈，城里没米的坊户，一样赈。”
“其三，”说到第三条，她顿了顿。
“开仓的人家，门口挂一块木牌。木牌上写明白：‘某家，开仓若干石。’挂出去，城里人看得见，乡下人也看得见。”
头两条，世族的老爷们听懂了：这是规矩，也是保。账目公开，反倒护住了开仓的人，抄家的由头安不上。赈面铺开，说明不是私恩，是义举。
第三条，他们听得更懂。
懂了才不敢挂。
这一条是狠的。这牌一挂出去，就是挂了一扇摘不下来的门。挂了，是义仓，是善名，几百年世族挣的就是个名。可名这东西，挂上去就下不来了：今年挂了三千石，明年荒年挂不挂？别家有事，你家救不救？子孙后辈，谁敢砸这块牌？砸了牌，砸的是挂起来的祖。
再往深里算一层：如今江南是什么世道，天知道明年姓什么。城头变幻的时候，一块“赈过全城”的牌，比护院的家兵顶用。这个账，世族里头的老算盘们，拨得比谁都快，就是没人肯先拨。
头三天，没有一家挂。
宋辞也不催。她把三条留在各家堂上，人就走，回头接着管她的废园。有世族管事追出来问：“先生，这三条……头两条我们应了，第三条，能不能记在心里，不挂？”
“记在心里的善，救不了人。”她答，“挂出来的善，能救一城。贵府掂量。”
第四天，吴郡钱氏挂了。
钱氏是江南第一家。义仓一开，三千石，族长亲自看着家丁把木牌钉上门柱。牌上七个字，是钱家自己请了名士写的：
“钱氏义仓，粟三千石。”
当天下午，又有九家挂了。
不是商量好的，是比出来的。钱家挂了，江南第一的名，钱家担了，别人家这脸就没处搁：钱家三千石，陆家沈家顾家，哪一家排得比钱家后？排得后的，这牌更得挂，还得挂出个数目来。
半个月里，吴郡挂了十九家，晋陵挂了十四家，常州挂了十家。到年底，两郡一州，挂了牌的共四十三家，开仓四万三千石。
四万三千石粮下去，粥棚的米稠了，病好起来的人有饭吃了，没病的人腰杆直了些。疫死的数，从一天四百，落到一天一百出头，又往下落。
这四万三千石救回来的人，后来顾衍在江北算过一笔：比盐糖水救的，还多。
十二月中，晋陵城外的一处医棚里，宋辞第一次听见有人叫她“先生”。
不是郎中，不是贺大夫，不是司骨令。
事情很小。一个妇人抱着孩子来灌水，孩子三岁，吐泻了两天，眼窝已经陷下去了。宋辞亲自接的，一盏一盏往孩子嘴里喂，喂了一个多时辰，孩子吐了五回，喂进去六回。末了，孩子在他娘怀里睡着了，手指头上的皱，慢慢舒开一点。
妇人抱着孩子起身，要跪，被守棚的学徒拦了。拦了跪不成，妇人退到棚口，回身，说了一句道谢的话。话里带的称呼，是两个字：
“先生。”
说完就走了。
宋辞坐在案边，手里还端着那碗没喂完的水。听见那两个字的时候，她的手抖了一下，碗里的水洒了半碗，洒在案上，湿了一角册页。
学徒忙过来擦。她摆摆手，自己拿袖子按了按那页纸，按完，低头看那半页洇了水的字，看了有一息的工夫。
然后她接着配下一碗水。
这两个字她在北边听了几年，司骨令、大人、曹长，什么都有，先生也听过，北边的先生是官称。江南不一样。易伯仁后来跟她讲过这个理：江南人说“先生”，是留给教书和救命的人的，教过自己识字的，救过自己性命的，一辈子叫先生。
北狗进了疫地，江南人叫她先生。
这话传出去，比十一位名医的保书还传得远。
除夕，她在晋陵城外过的。
疫没有除夕。大年三十这一夜，城外的医棚照旧点着灯，学徒照旧一刻钟一盏地掐着时辰，废园照旧收人。只是这一夜，城里零星传过来几声炮仗，隔着一道城墙，闷闷的几响，是哪家胆子大的偷偷放的。
这一夜，晋陵疫地，死了二十七个。
是起疫以来死人最少的一夜。宋辞在后半夜核完了当日的册，把这个数落在页脚。落完数，笔没搁，她坐着，看着那个数，坐了很久。
十年前也有一个数，她记得。摄政七年秋，朔州闹疫，一日死六百。那时候她是刚出师的学徒，验尸验到手肿，那个六百，是她一笔一笔数出来的。数完了，官府的册上写的是四个字：“疫止，民安。”
六百条命，四个字，收了。
现在这一夜，二十七个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记着，怎么死的、几时死的、谁家的人。她把这个数写下来的时候，墨迹落得很慢。
后半夜，易伯仁来了。
老先生除夕不睡，从城里拎着一个食盒，走了一里多地送到棚里来。食盒里是一碗热汤，鸡汤，卧了个蛋，是老先生自家灶上做的。
他把汤搁在她案上，看她还在本子上写写画画，凑近看了一眼。本子上是数，是名，是日子，一页一页，密密麻麻。
“姑娘。”他在她对面坐下来，“记这些做什么？”
老先生叫了她这些天“姑娘”，他那个岁数，也叫不出别的。这一问是随口的，问完他自己端详着那本册子，又觉得不是随口的事。
宋辞把笔搁下了。
她答的时候，没抬头，答得很慢，像在把这句话先在秤上称过一遍：
“将来，要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要救江南人。”
“我好拿这个给他看。”
老先生没问那个“有人”是谁。他是个明白人，明白有些话问到边上了，再问就过了。
他把那碗汤往她手边推了推。
“先喝。”他说，“汤要凉了。喝完再记。”
“记了一辈子的人，”老先生看着满棚的灯，末了添了一句，“也得吃饭。”
宋辞端起碗，喝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