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明三年正月，朝廷设了一个新衙门：惠民政署。
这个衙门，是新朝立的第一个专门管活人的衙门。之前的骨语堂，验的是死人，为死者翻案；这回反过来了，政署管的全是活着喘气的人，管他们病了有没有药，死了有没有棺，孩子丢了有没有人养。
设署的折子，年前就拟好了。正月十五，拓跋烈在朝上宣布立署，满朝安静了一阵，有人称颂，有人心里打鼓——打鼓的是户部：新衙门，就得有新的钱。
署设四事。
第一，养济。凡鳏寡孤独、残疾不能自存者，官给口粮，按月发。
第二，安济坊。凡贫病无力就医者，官给医药，各州县设坊，坐堂的医官从太医署和骨语堂出。
第三，漏泽园。凡无主尸身与贫不能葬者，官给棺地，一块坟地，一口薄棺，葬了记名。
第四，慈幼。凡弃婴孤儿，官给乳养，雇乳母收养，长到七岁，送学塾。
这四条，朝上年纪大的官员听着耳熟。前朝有，大梁有，再往前数三百年也有。养济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、慈幼局，名字换来换去，条文章程都在旧会典里躺着。可旧会典里的这四条，十个朝代九个是空文，写在纸上，贴在墙上，底下没有人、没有钱，饿死的照样饿死，病死的照样病死。
宋辞知道这个。所以立署的章程拟完，她做了三件事，三件让旧条文不至于再空转的事。
第一件，最关键，管钱。
旧制的写法是“地方自筹”，四个字，听着像是把事交给了地方，实际是把事交给了没有。州县的钱从哪里来？正税不够用的年成，谁肯掏钱养不相干的人。所以三百年的漏泽园，十个里九个是块空地，牌匾挂着，地荒着。
宋辞把这一条改了。四事的经费，从地方自筹改成户部直接拨，走单独的一笔，各省设专册。并且她加了一条律：这笔钱不得挪用，挪用的罪，与贪墨军饷同。
这一条在朝上争了三天。户部的人说，专款直拨，册子要多立一层，户部的官要多担一重干系。宋辞在朝上就回了一句：“册子多一层，官多担一重干系，所以挪不动。你们怕担干系，正好，这一笔钱要的就是你们怕。”
钱这一关过了。
第二件，管账。
她规定，四事的账目，每年张榜一次。榜文贴在各州县政署分署的门口，钱收了多少，发到哪一县、养了几人、施了几药，一笔一笔写清，任何人可以抄，抄了带走不算罪。她还让骨语堂的女官配合着刻了版，榜文印出来，分送各州的书院和学塾，学塾的先生领着学生念。
这一条也有人反对，说账目张榜，州县官的脸面不好看。宋辞说：“脸面是私账养出来的。官账干净的人，不怕榜。”
第三件，最狠，管人。
她给四事各设了一个数：养济人数、施药人数、葬埋人数、收养人数。这个数，每季报一次，从县报到州，从州报到京。报不上来的主官，就地免职，不等查，先免。
这一条一宣，朝上炸了。有老臣出列，说施政以宽，以数考官，是苛政。说尧舜之世也没这么数着人头做官的。还有人说得更重：季季要数，县官都去凑数了，政事本末倒置。
宋辞在帝侧坐着，听完，起身，答了一段话。
“从前也有这些条文。”她说，“纸上的条文，三百年来一个字没少过。为什么没人管？因为没有人被逼着回答几个问题，今年你的县里，饿死了多少，病死了多少，葬不起的有多少，弃在路边的孩子有多少。这几个问题，从前的官从来不用答，因为没人问。年成好，是他的功；人死了，是天数。官做三年，升迁的考语上写的是钱粮完不完、词讼清不清，没有一个字写人。”
“如今我把这几个问题挂在他们脖子上，一季问一回。”她说，“答得上来的，是好官。答不上来的，答不上来只有两种，一是他没去看，二是他看了不管。这两种人，我要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不住。诸位说这是苛政。我验过三万具尸首，我可以告诉诸位，什么是苛政——让人无声无息地死、死了没人记账，这才叫苛政。逼着官数人头，不叫。”
那位老臣没再出列。
三件事立完，政署的事就转起来了。顾衍以江南安抚使的身份兼领了政署首任督办，他要的还是那一套：账册、词表、南北通行的文书。覃娘从骨语堂的女官里选了三十人，派进政署各房，专管四事的档。
正月末，政署的章程颁行天下。宋辞亲自写的序，序很短，就几句：
“此署所管，皆是活人。活人的账，比死人的难记，死人不会再变，活人今夜有粮、明夜没粮。所以这四本账，一季一清，一年一榜。挂榜那天，署门口的人群多不多，就是这本账真不真。”
头一年，是这么过去的。
各州县的数，头一季报上来，缺的缺、乱的乱，免了十一个县官。第二季度，数齐了，可宋辞让人抽查了三州，查出两州凑数，又免了两个州官。第三季度起，数才慢慢成了真的。
到了腊月，第一年的总账汇到京里。
四个数：养济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人；施药十一万四千余人；葬埋四万三千余口；收养孤儿六千八百余人。
这份数呈上去的时候，是腊月廿三，拓跋烈在御书房，宋辞在旁边整理念安的冬衣单子，孩子两个多月，正是见风就长的时候，冬衣一件一件添。
拓跋烈拿着那份数看了很久。看了两遍，又翻回去看第一页，看完了，没说话，又看第三遍。
然后他忽然问了一句。
“这几个数，从前是多少？”
宋辞手上没停，答得很平。
“从前是零。”
“零？”
“零。”她把一件小袄搁到单子上头，“不是没人做，是没人记。三百年来，养济院也养过人，安济坊也施过药，可养了多少、施了多少，没有一本账。一个县官施过一回粥，报上来的考语是‘仁政’，施了一回，一个‘仁’字。天下每一年病死的贫民，十万往里数，十万个人，四事里没有一笔。死了就死了，档上干净得很。”
“从前的官册上，人死是干净的吗？”拓跋烈又问。
“最干净。”宋辞说，“我验尸验了半辈子，见过的档，没有一个朝代的官册，比死人名册更干净。所以骨语堂做的事，是把死人一个一个找回来记账。政署做的，是抢在人死之前记账。这两本账，一头一尾，接上了。”
拓跋烈把那份数放下，放得很慢。
“三万七、十一万四、四万三、六千八。”他念了一遍，转头看她，“一年，这些人不死了、不弃了。往后每年一报，十年之后，这几个数念下来，是多大的一串。”
“所以四个数每年一报。”宋辞说，“陛下要是有闲，往后每年腊月，亲手把这四个数念给史官听一遍。史官记的，往后就是国史里的一页。从前国史里只有打仗、赈灾、河工，没有这一页。从今年起有了。”
拓跋烈点了头。当天他就把史官召了来，就着那份数，念了一遍，史官落笔记录。写完了，他让史官把那页草稿拿给他看，看了很久，在末尾添了一个字——他没让人代笔，自己蘸了朱砂，在页边押了一个“烈”字。
押完，他把那页纸递还给史官，说了一句：“往后每年这一页，朕都押。朕在哪一年没押，你们就去查，那一年政署出了什么事。”
史官捧着纸退下去了。窗外天擦黑，宫人进来点灯，念安在里间哭了，奶娘去抱，抱起来还是哭。宋辞起身进里间，从奶娘怀里接过来，孩子在她怀里挣了两下，找到位置，不哭了。拓跋烈站在外间听了听，回头对跟着的覃娘说：“去热一盅汤，她喂完得垫一口。”
覃娘应声去了。御书房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案上那四个数压在镇纸底下，纸角被穿堂风掀了一下，又落回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