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，南北译署落成。
署址选在江边，原先是梁朝一座废了的驿馆，翻修了一年。落成那天，建康来了不少人，看热闹的居多，百姓不知道这衙门是做什么的，只知道门口挂的匾是皇帝亲笔。
揭牌的时候，来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。
顾衍病得起不来了，是被人抬到江边的。老头入秋咳得凶，太医嘱咐不许见风。可他不听，让人备了软榻，裹了两层皮裘，抬了小半个时辰的路，就为了到现场躺着看这一眼。抬进院子的时候，译署的年轻书吏们呼啦啦跪了一地，他躺在榻上摆手：“起来起来，老朽今天是来看匾的，不是来受礼的。”
宋辞走过去，蹲在榻边。
“不要紧。”他先把自己的话说在前头，“老朽这口气，撑到今日这一件事办完，够本了。”
“这话不许说。”
“好好，不说。”他咳了两声，咳完指着那块刚揭了红绸的匾，“陛下写的？”
“陛下写的。”宋辞说，“写了三遍，挑了一遍。”
“字糙。”顾衍看了半天，评了一句，“可糙得好。这种衙门，字不能太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后人只顾看字。”
译署做的事，说穿了一件事：把三百年南北不相通的词，一个一个配上对。
北边说话是一个说法，江南是另一个说法，字面看着差不多，意思隔着一条江。三百年了，没人正经配过。译署这一年攒下来的，一共七千三百余条。哪一条跟哪一条说的是同一件事，哪一条写进文书里会被对面误成另一个意思，一条一条登册。
七千三百条，是三十几个书吏埋着头对出来的。牵头的是顾衍，他名义上是太学的词表老儒，这一年译署的底本，用的是他那部编了十几年的词表。人起不来，稿子就没停过，书吏们隔日往他府上跑一趟，取批注，送新条目。
七千三百条里，真正要命的只有三条。这三条对出来的时候，译署的人自己都后怕。
头一条，“验”与“检”。北地官署行文说“验”，江南说“检”。两地文书往来，北地见了江南的“检尸”，当是查验卷宗；江南见了北地的“验尸”，当是要开棺相验。两边的差役照着误会出过门，抬错过尸，放过过真凶。这一条配上对，往后北地来文写“检”，江南这边附一张对译单，一字不错地接住。
第二条，“疫”字。北地这个字罩的范围大，凡时气流行都算；江南的“疫”专指大疫。江南报“疫”上来，北地按大疫办，封了渡口断了商路，去年就误过一回；北地报“疫”上来，江南只当寻常时气，该防的不防。这一条最险，按错一回，就是按错一片人命。
第三条，最惨的一条。两地律法里都有“过失致死”这一款，字一模一样，刑差了三等。北地这一款，流三千里；江南这一款，杖八十。这几年北人南来、南人北往的多了，同一条罪，人在哪一边犯的，命就差出三等去。这条对出来，译署的书吏抄录的时候手都是慢的，因为底下附着一桩旧案：一个南来的船工，在北地失手致人死亡，按北律判了流放，他到死都以为自己是判重了三年的冤枉。
三条誊清，呈进宫里。拓跋烈看完，在第三条上朱笔批了一行：“刑差三等，非译之罪，乃法之异。着三司今冬核齐。”这一批，批出了另一件往后的大事，冬里三司合核南北刑律，那是后话。
三条呈上去之后，顾衍提了一件事。这件事是他自己求的，病榻上写了封信，字歪得不成样。
他要把这七千三百条刻碑，立在长江两岸的渡口。
信送进宫，宋辞拿着去见拓跋烈。拓跋烈看完信，问：“刻碑要多少钱。”
“石料加刻工，两座碑，约四百金。”
“准了。”他说，“国库出。”
有人不解，说刻成书不是更省，碑立渡口，风吹雨淋，几十年就磨了。这话传到顾衍耳朵里，他躺着，让人代笔回了话，回的还是他那套词表的道理：
“老朽编词表编了十几年，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，纸上的东西，会被人改，被人烧，被人塞进箱底。书印一千册，禁一回就少一千册。石头不会。石头立在渡口，人来人往，磨一年少一层，可只要基座在，磨掉的那一层底下，还是那些字。书要人护，碑不用。”
又说：“再说渡口立碑，认字的念给不认字的听。船工、脚夫、来往的商贩，念上十年，这几句话就长在江上了。比印书快。”
立碑那天，是十月廿六。
南岸一块，北岸一块，两块碑同一日动工，同一日落基。碑高八尺，正面刻那七千三百条里最要紧的一百条，头一版头一条，就是“验”与“检”。背面刻全目的条数、立碑的年份、编纂的衙署。落款处只有“南北译署”四个字，没有一个人的名字，这是顾衍自己定的，他说词是众人用的，名字就不落了。
顾衍没能到场。
他病到了起不来的地步，太医不许再出门。他就让人把自己连榻抬到自家的窗边。他的宅子在城东的高处，天气好的时候，那扇窗能望见长江。廿六那天是个晴天，他裹着裘，靠在窗边，隔着半城，看两块碑落基。
家人陪在边上，说看不见的，太远了，就一线水。他说：“我看得见。我编了十几年，看这几个字的地方，看得比谁都清楚。”
女官奉宋辞的命也在场，回来学话，学到这一句，殿里静了一会儿。
碑立起来之后的第三天，顾衍写了一封信给宋辞。
信是他自己执的笔，笔画抖，可没有代笔。信上只有两句话。第一句：
“臣这一生替梁国做过十一年的刀，替陛下做过六年的笔，这一件是我自己想做的。”
第二句：
“宋大人，书是我的，将来若有错字，请你替我改。”
他是前梁的旧人，做过梁国的谍，后来降了，在词表和文书上耗了六年。这两句话，是他把自己的一生归拢了一遍，头两样是身不由己，末一样是自己的。他把这自己的一件，托给了宋辞，托的法子还是他的老脾气：不说托付，只说请你改错字。
宋辞看完信，坐在案前，纸铺开，回信只写了八个字。
“碑已立，不必改。”
写完她想了一想，又提笔在底下补了一行小字：“书照样印。印的规程，用骨语堂刻医档的规程，一版一校，校的人，译署出。你的书，往后错一个字，都赖不到你身上，是校的人的责。”
信发出去的第二天，她让人往顾府送了一样东西。不是药，不是赏赐，是一方印。
刻的是四个字：词表顾氏。
那是十几年前顾衍编词表的第一年，宋辞还是江南仵作，两个人头一回因为一部词表打上交道，那时候旁人打趣，说要给词表立个名目，顾衍死活不肯署名，说书成于众人。如今碑立了，书要印了，宋辞把这方印送了过去，意思只有一句：这一件是你的，史册上要落你的名，你自己署不署，随你，印我先刻好了。
印送到顾府，顾衍让家人把印捧到窗边，就着日头看了很久。看完让研墨，他要自己钤一个样子看看。手抖，钤歪了，他不让换纸，就着那个歪印看，看完笑了，笑得咳起来，咳完说：
“歪的好。词表第两千一百条，‘歪’与‘斜’，两江说法不同，老朽对过。”
家人扶他躺回去的时候，那方印和那张钤歪的纸，都摆在了窗台上，朝着江的方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