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明六年五月初，建康史馆落成开馆。
馆是四月里就修好了的，一座三进的院，在国子监西边，青砖灰瓦，不起眼。修得快，开馆开得慢，章程争了整整三年。
这是宋辞三年里争得最凶的一件事。争的对手不是哪一个人，是一套沿了几百年的规矩。
大燕原本有史官，有起居注，皇帝一言一行，史官记档，皇帝本人不得阅看。这套规矩，纸面上立得漂亮，实行起来是另一回事。历朝历代，皇帝想看起居注，办法多的是：换人、烧档、赐宴“顺便”问问。前朝三百年，起居注被毁过四回。宋辞要在旧规矩上再立一个新衙门，把记史这件事，从皇帝手里的东西，变成天下手里的东西。
争执的焦点，从头到尾只有一个：史馆记不记皇帝的错。
争执从三年前起。
头一年争的是名分。宋辞提出设史馆，独立于翰林，专职修史、掌起居注，朝上反对的声浪比当年反女官入流还高。理由也现成：史乃国之大器，妇人干史，闻所未闻。这一条争了一年，末了是拓跋烈一句话压平的：“她要立的衙门，管的是记朕的错。你们谁愿意替朕挡这个？谁愿意，谁去坐那把椅子。”没人愿意，名分就过了。
第二年争的是权。史馆记了错，谁认账？史馆拟的章程里有一条：起居注照记，皇帝不看。反对的老臣说，此条形同虚设，前朝皇帝想看，谁拦得住？宋辞在章程上添了一条：皇帝索看起居注者，史官封驳，记档。这一条吵得更凶，说这是把史官架在火上烤。吵到后来，宋辞把一句话刻进了章程的扉页上，一锤定了音，这话后头再表。
第三年，争的是最难的一条。
这一年的对手，只剩一个人了。前头反对的，能改口的都改了口，不能改口的老了，退了。剩下这一位，是翰林院的老史官，姓虞，七十四岁，修了五十年史，一辈子没记过皇帝一句错话，不是皇帝没错，是他不敢记，也不会记了。他反对的最后一条，不是利，不是权，是一个问题。
五月开馆前，最后一次议章程，虞老史官当着满堂的人，问宋辞一句话。
他问得很慢，每个字都是掂过的。
“娘娘要史馆记帝王之错。老朽只问一句，若陛下有错，而史书照记，青史之上，后人只道大燕的皇帝是个昏聩之主，国体受损，人心离散，这个后果，由谁负？”
满堂没人说话。这个问题没法答。说由皇帝自己负，那是空话；说由史官负，没人担得起；说后果不会那么严重，那是哄人。
宋辞答了。
她站起来，答了五个字。
“由这部书负。”
虞老史官皱着眉：“书是死物，如何负？”
“书是死物，可书负的东西是活的。”宋辞说，“国体受损，受损的是什么？是后人看这段史，看见一个昏聩之主，看见了，大燕就完了么？没有。前朝记了那么多昏君，前朝亡了，史没亡。人亡了，国亡了，账还在。账在，后人就有得学，学得会避。您怕的是后人看见皇帝的错。我怕的是后人看不见。看不见错的后人，会把前人的错，一遭一遭重犯。您修了五十年史，您比谁都清楚，前朝那些被抹平的错，后来是不是都重犯了？”
虞老史官没答。他的手在袖子里攥着，攥了很久。
“您问由谁负。”宋辞又说，“我告诉您由谁负，由五十年后、一百年后，读到这段史的每一个人负。他们读到皇帝的错，他们替这个错上心，他们防着它重演。这就是这部书在负。书担的不是骂名，书担的是后人的眼睛。您要真心疼国体，就别让后人的眼睛瞎着。”
虞老史官坐着，很久没动。末了他起身，对着章程的稿子，深深一揖，坐回去，没再说话。
章程过了。
最后拍板的，是拓跋烈自己。
五月十二，开馆前一日，拓跋烈亲到史馆，当着满堂史官，定了三条。这三条后来写进史馆的馆条，立在正堂：
第一条：起居注照记，皇帝不看。皇帝索看者，史官封驳，事后记档。索看几次，记几次。
第二条：本朝实录，须在下一朝修成。当代人不修当代史，当代人也不得读当代实录。谁读，谁离开史馆。
第三条：设纠谬一职。凡天下任何人，包括百姓，对已颁行的史书，皆可提出勘误，报至史馆，史馆必须查核，必须回应，回应的结果张榜公示。查实有误的，改；查实无误的，把为什么无误，也写明白张出去。
三条里，第三条最狠。
这一天，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过。历朝的史书，错就错了，改史是官家的事，百姓连说一句“这不对”的资格都没有。第三条等于把史书的门，从官家手里挪开了一半，挪给了天下人。
定的那一刻，史官里有人低声问：“乡野村夫，不识文字，也配纠谬？”
拓跋烈答他：“他不识字，他儿子识。他儿子不识，他孙子识。纠谬的门开着，等得起。”
宋辞在边上没说话。这三条，是她那本章程的底，只是头两条，拓跋烈自己添了刀，第三条，是她从验骨的手艺里挪过来的。有错，谁都可以指出来；指出来，必须给交代。她把验字，从验尸，挪到了验史上。骨语堂验骨头，史馆验史书，一个道理，死的东西不会开口，可死的东西不说谎，肯俯下身去看的人，能从里头问出话来。
五月十三，开馆。
开馆没办大典。三进的院里，站了史官、翰林、几个衙门的官员，还有特意请来的几十个人——京西米市的鲁伙计，也被请来了，站在人群后排。他听说自己被请，愣了半天，问传话的人：“我一个牙行的伙计，去史馆做什么？”传话的人说：“殿下说了，您上月疑账疑得好。如今疑史的门也开了，请您来先看一眼。”
鲁伙计来了，进门先四下张望，跟身边的人小声打听哪里是厕所，他紧张。打听完，站定在后排，捧着人手一份的章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认。
众人站定，拓跋烈说了话。话不长。
“朕做的事，你们都可以写。”他说，“对错都写。朕只有一个要求——写朕的事的时候，不要替朕开脱。”
一屋子人静着。
“朕跟你们交个底。”拓跋烈接着说，“你们替朕开脱一次，后人就对朕的错重犯一次。你们把朕的错记实了，后人才绕得开。朕要的不是身后留个好名声。好名声是给死人看的，朕用不上。朕要的是朕这一朝做的错事，一百年后有人翻出来，看了，说一句‘这个坑，前头的人掉过，我绕开’，这就够了。今日起，这个馆里，替皇帝开脱的，出去。”
他说完，环视一圈，末了目光落在虞老史官身上。
“虞先生。”他说，“您修了五十年史，没记过帝王一句错。委屈您了。往后这二十年，您把欠下的错，补着记一记。”
虞老史官出列，撩袍跪下去，磕了一个头。他没说谢恩，也没说领旨，他站起来的时候只说了一句：“老朽今年七十四。老朽记不完的，馆里有年轻人。年轻人记不完的，”他看了一眼后排的鲁伙计那拨人，“门开着。”
开馆后第三日，出了一桩小事，馆里的人记了很久。
头一份送进纠谬房的，不是什么大学问家的勘误，是一封信。写信的是京郊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，托村塾的先生代笔。信上说，前朝旧史里记着某年大蝗，蝗起于某月，可他祖父传下来的话说，那年蝗灾早一个月，村里饿死人的事在旧史里记成了“疫”。
按规矩，史馆必须查核回应。纠谬房接了信，查了三日，查的地方志、粮价的档、当时的赈济文书，末了查实：老农说得对，旧史误记。蝗灾的月份改了，“疫”字改成了“蝗”。
改完，回应的榜文张在史馆门口，也张到了京郊那个村口。榜文末尾写着勘误人的名字，就是那老农的姓名籍贯。
鲁伙计听说了这事，专门跑去看那张榜。看完他跟米市的人说：“你们看，他一个种田的，改了史书。改的还是前朝的史书。往后谁再说小民的话不算数，我叫他来看这个。”
史馆立起来之后，宋辞去了一趟，就一趟。
她进馆那日，虞老史官领着她看正堂的馆条。三条刻在木上，拓跋烈开馆那句话，也刻在旁边，“不要替朕开脱”六个字，单独一块小匾，挂在三条的正上方。
宋辞站在匾底下看了一阵。
“这句话，”虞老史官在边上问，“娘娘以为，能管多少年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宋辞说，“匾管不了人，能管住匾底下的道理。道理在，匾烂了可以再刻。道理不在了，匾挂一万年也没用。”
她走到纠谬房门口站了站。房里两个年轻史官正在整理头一批信件，案上堆了几十封，来自各州各县，识字的不识字的都有。她没进去，就在门口看了看。
覃娘跟着她，看不懂这些，问：“娘娘，这满屋子的纸，跟验骨头是一回事么？”
“是一回事。”宋辞说，“骨头搁在那儿不会说话，得有人肯去问。史书搁在那儿也不会说话，如今有人肯问了。”
她说完往回走。走到院里，跟一个抱着信匣进来的小吏擦身而过。小吏认出她，慌忙行礼，匣子里的信差点撒了。宋辞摆摆手叫他起来，问了一句：“这匣子是哪来的？”
“回娘娘，湖州的。今日到的，里头有七封，都是纠谬的。”
“七封。”
“是。湖州有个老塾师，串了三个县的村塾，叫识字的都来挑旧史的错。他说，”小吏翻出一封信，找了找，“他说，如今挑错能上榜，比考功名实在。”
宋辞听完，站了一息，往门口走了。上车前，她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座三进的院子。覃娘在后头扶她，她摆摆手，自己上去，坐定了才说了一句：
“回吧。信会越来越多的。”
车出了巷子。史馆院里，那两个年轻史官把湖州的七封信登了册，头一封拆开的，末尾一句是那位老塾师自己加的，小吏念给同伴听：“史书既许我等挑错，则我等读书，从此不为功名，为的是不让错字过夜。”
念完，两人对着这句看了一会儿。年长的那个拿了笔，把这句话抄在了登册的空白页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