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明七年正月十五，上元节。
宫里的上元过得很省。灯不点多，正殿檐下挂两排，廊下挂四盏，就算完事。这规矩也是这几年定的，拓跋烈说的：城里的灯比宫里好看，宫里点灯是浪费蜡烛。话虽这么说，每年这四盏还是照挂，宋辞叫人挂的，挂的位置挑过，廊下坐着，一抬头正好能看见。
十五这夜，宫宴散得早。拓跋宏回东宫去了，念安熬到戌时就困了，叫覃娘抱去睡。石沓收拾完碗筷也告退了。廊下就剩两个人，一壶温着的酒，两碟果子，四盏灯。
夜还不冷，正月十五，风是软的。城里灯火一片，远远地有人放烟火，隔着一道宫墙，声音传过来是闷的。
两个人喝了几杯，没话。不是没话说，是到了不必说话的年岁，坐着不说话也不算冷场。末了还是拓跋烈先开的口。
“问你个老事。”他说，“你当年在马车里醒来的时候，头一个念头是什么？”
宋辞端着杯子，想了想。
“我以为我在做梦。”她说，“那个马车，那身衣裳，前头坐的人说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人做梦就是这样，越是荒唐越当是真的。我记得我掐了自己一把，掐得挺狠，疼。疼完了我还当是梦，梦里也会疼。”
“第二个呢？”
“第二个念头，你还真问。”她笑了，“第二个念头是，不管这是哪儿，不管到了多远的地方，先得给自己找一具能验的尸体。”
拓跋烈把杯子放下了。
“这话你怎么说的出口。”他说，“一个刚醒来的女子，两手空空，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第二个念头是找尸体？”
“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才知道自己会什么。”宋辞说，“别的东西都能是假的，名字可以是假的，来历可以是假的，一脑子会验骨的手艺做不了假。人落到绝处，能抓的就剩这个。我那会儿想，只要有骨头，我就饿不死，只要有案子，我就有立脚的地方。后来的事，都是从这一念上头长出来的。”
“结果呢？”
“结果第一具尸体找来的时候，我差点没验完。”她说，“那时候手抖。不是怕死人，是怕验错。头一回，验错了往后就全完了。后来验得多了才知道，怕验错这件事，验到第几千具还是一样怕。不怕的那天，就是该停手的那天。”
拓跋烈给她添了酒。添完他换了个话头。
“再问一个。”他说，“你的墓志铭，想过怎么写没有？”
“没想过。”宋辞说，“验官的墓上写什么？总不能写‘验无遗策’，十一处错摆在那儿，写上去自己都臊。”
“我替你想了三个。”拓跋烈说，“想了好几年了，今夜说出来，你挑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头一个，正路的。”他清了清嗓子，“大燕皇后宋氏之墓。端庄，合制，往那一立，谁也挑不出错。可是也没用，同类的碑，陵园里几百块，扒了名字认不出谁是谁。”
“第二个呢？”
“第二个，司骨令宋辞之墓。”他说，“官名入碑。后人路过，看见‘司骨令’三个字，会问一句这是个什么官，一问，你就还活着。官名比封号活得长，封号跟着朝代换，官名进了书里就出不来了。”
宋辞点头：“这个比头一个好。还有第三个？”
“第三个，”拓跋烈说到这儿，自己先撑不住了，偏过头去笑，笑了半天，才转回来，一字一字说出来：
“这里躺着一个替死人说话的人。”
宋辞愣了一下。愣完了，她把杯里的酒喝尽了。
“就这个。”她说，“前头两个都不要。”
“皇后也好，司骨令也好，都是别人给的。”她说，“这第三个，是我自己挣的。碑上就刻这一句，名字都不用刻，刻了名字，后人还要考证真假。这一句搁在那儿，谁路过都看得懂，不用识字都看得懂。”
“你倒真看得开。”拓跋烈说，“碑上不刻名字。”
“名字在《死籍》里呢。”宋辞说，“一千二百七十六个人里头有我经手的名册，名册头一页记着历任验官。碑是给路人看的，名册是给后人翻的，各有各的用处，不掺在一块。”
酒喝到第二壶，第三件事来了。这件事最难。
拓跋烈问的时候，先自己顿了顿。
“下辈子，”他说，“你还来不来？”
宋辞很久没答。她端着杯子，看着廊下那盏灯，灯芯上的火苗让风带得偏了偏，又直回来。她想了足有半盏茶的工夫。
“不来。”她说。
拓跋烈没料到这个答法。他原以为她要说来，或者要说不一定的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下辈子，我想做一个不用验尸的人。”宋辞说，“生在一个骨头从来不会说谎的地方。人生下来，活到老，死了，埋了，没有人被害，没有人冤枉，没有人死得不明不白。那样的地方，用不上验官。下辈子我想做那样地方的人，种地也好，行医也好，做买卖也好，一辈子不碰一具非正常死的骨头。”
她说到这儿，停了。停了一阵，她又开口，声音低了些。
“可我又怕。”她说，“下辈子真要是没有那一院子白骨，我这辈子就白活了。我这一辈子的本事，这一辈子认得的人，立的堂，写的书，教出来的徒弟，都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。下辈子要是干干净净一个人，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认得，”她摇了摇头，“两头都舍不得。你说这话问得多缺德。”
“缺德就缺德。”拓跋烈说，“朕再缺德一句。下辈子你不来，朕找谁去？”
“找得着。”宋辞说，“一个不做验官的妇人，种地的、行医的、做买卖的，你认不出来。可你认不出也不要紧。”她给他添了酒，“你记住一条就行：往后你在哪个地方，看见有人对着一个受了冤的人不撒手，看见有人非要把一句‘死因’问到底，别管那人是谁，那就是我。”
“这话怎么听，都像是诀别。”
“不是诀别。”宋辞说，“是交接。验官这一行教我的，人和人遇上，都是交接。接得着的，隔着两辈子也接得着。”
末了说第四件事，这件事说的时候，两个人都笑了。
拓跋烈掐着指头算了一遍，算完自己先乐了。
“距离咱们成婚那天，”他说，“整整十三年了。”
“十三年。”宋辞也算了算，“当年奉旨成婚，圣旨上写的是‘永结琴瑟’。十三年了，琴没摸过一回，瑟更没见过。”
“人家说，五十年才叫金婚。”拓跋烈说，“咱们才十三年，连一半的一半都不到。”
“那就不叫金婚。”宋辞说。
“叫什么？”
“叫活着。”
拓跋烈先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出了声。宋辞也笑。两个人笑了一阵，笑到城外又一拨烟火放起来，闷闷的响声滚过来，谁也没去看。
笑完，宋辞补了最后一句。
“十三年，你还活着，我也活着。”她说，“这就是最好的事。这些年送走的人，一个一个数过去，柳先生、顾衍、那一拨又一拨的老臣，还有档案里头一千多个名字。数到最后我算明白了一件事：能一块儿坐着喝酒的年月，一年就是一年，攒到几个，就是几个。金婚要五十年，太赌了。我不要赌那么长的，我要眼前这十三年是真的。”
“再攒十三年呢？”拓跋烈问。
“再攒十三年，就是二十六年。”宋辞说，“再往后的事，往后再算。今晚不算那么远的。”
酒见了底。夜深了，城里的烟火声稀下来，末了没了。廊下四盏灯还亮着，风把其中一盏吹得晃了晃。拓跋烈撑着扶手起身，宋辞把裘子往他肩上搭了一下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殿，廊下的灯留着没吹，留一夜，是老规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