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婶钱氏那拨人走后第三天，乔建国把阁楼翻了个底朝天。
“爸，你找啥？”乔豆豆仰着脖子，看父亲把一只樟木柜最底层的抽屉整个抽出来。
“个东西。”乔建国额头上见了汗，“你二婶那天一提祖宅，我想起一桩事。当时没在意，这两天越想越不踏实。”
他从抽屉最里头，摸出一个用油纸包了三层的纸卷。抱下来，搁在饭桌上，一家人围拢过来。
油纸揭开，里头是几张发黄的纸。最上头一张，是地契。宣纸的，边角都磨毛了，上头的字是毛笔小楷，还盖着一方暗红的官印。
“爷爷留下的？”乔知夏问。
“你爷爷的手迹。”乔建国小心地把地契展开，用四个茶杯压住四角，“我搬进城的时候，你爷爷把它塞给我的，说，‘老三，这个你收着，你是家里的账房脑袋。’那时候我腿刚坏，一家子要活命，这张纸我包了三层，塞进柜子最底下，一搁就是这些年。”
地契上写着：乔家祖宅，坐落村东，东至官道，西至周家院墙，南至自家院墙，北至……
乔建国的手指停在“北至”那一行上。
“咋了？”母亲凑过来。
“不对。”乔建国皱着眉，又从纸卷里翻出另一张纸，那张更旧，纸色深，是老契，民国年间的。他把两张并排铺开。
乔知夏两份都看了。问题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老契上写：北至自家院墙外三尺滴水。
新契上写：北至自家院墙。
“少了个‘外三尺滴水’。”乔知夏说，“爸，这两张契，是同一处宅子？”
“是同一处。”乔建国的脸色不好看，“我打小在那宅子里长大，我记得的。北边那三尺，是咱家的滴水檐地，跟我家院墙外头，还该有三尺宽的空地。老契上写着，新契上没了。”
“那三尺地，现在是什么？”母亲问。
乔建国不吭声。过了半天，他说：“是你大伯家北屋的后檐。”
饭桌上静了一会儿。
“当年是怎么回事？”乔知夏问。
乔建国把两张地契的日期指给她看。老契是民国的，新契是五十年代初重新登记换的。
“换契那年，你爷爷还在。”乔建国说，“我也才十来岁，记不真了。就记得那年你大伯要翻盖北屋，把屋基往北挪了，占了那三尺。我爹，你爷爷，为这事儿跟你大伯吵过一架。后来……后来就不吵了。”
“为什么不吵了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乔建国摇头，“就记得吵完没几天，你爷爷从县里请了个写文书的先生来家里，关起门说了半晌话。再后来，新契就下来了，写的就是‘北至自家院墙’。你爷爷到死没再提这茬。你大伯家的北屋，就那么盖起来了。”
乔知夏把新契又看了一遍。契上的字迹工整，不像爷爷的手笔，是外人代写的。落款处有爷爷的签名和手印。
“爸，”乔知夏斟酌着，“你的意思是，爷爷当年，是让出去了？”
乔建国半天没答。他把地契小心地卷起来，卷到一半，停了手。
“我年轻时候也疑心过。”他终于说，“有一回我旁敲侧击地问过你爷爷，那三尺地的事儿。你爷爷就回了我一句，‘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大要起屋娶媳妇，三尺滴水地，让他又怎样。’我说那也得立个字据，说明是借是让。你爷爷把烟袋锅子一磕，说，‘一家人，立什么字据，寒碜。’”
“所以什么都没有。”乔知夏说，“口头让的。”
“口头让的。”乔建国把地契卷好，重新用油纸包上，“这些年我不提，一是我搬出来了，二是……爹说让的，就是让的，我一个当儿子的，翻爹的旧账，不孝。”
乔知夏没接话。她把那两份地契摆回桌上，又摆开看了一遍。
“爸，我问一句。”她说，“爷爷说‘让他又怎样’，这话没毛病。可‘让’，也该有个让的样子。白纸黑字写一句‘北墙外三尺，让与长子’，爷爷签个字，完事了，谁也没话说。为啥要专门请个先生来，把新契上的字直接改了？让三尺地的事，犯不上把契上的边界改掉，契上一改，那三尺就不是‘让’了，是‘从来就没有’。”
乔建国愣住了。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“我的意思是，爷爷要么是让人哄了，要么是有什么事，不得不这么办。”乔知夏说，“爷爷自己那样说，是给你们弟兄听的。可那张新契不是爷爷写的，是先生写的。爷爷签的字，画的押，中间隔着一道先生。”
屋里静了。豆豆趴在桌边看那两张老纸，听不大懂，但不敢吱声。
母亲先开了口：“建国的意思我明白，爹留的话，翻旧账不孝。可丫头这话也有道理，你想想，你爹当年，是那种办事含糊的人吗？你家的家底，当年是你爹一把抓的，粮囤上把锁，钥匙不离身。那样精细的一个人，让三尺地能不立字据？”
乔建国坐在那里，手一直按在地契卷上，不说话。
“这事我记下了。”乔知夏拿出她的账本，翻到后面，“爸，地契放你这儿还是我这儿？”
“你收着。”乔建国把纸卷推过来，“我如今看的，是手艺，是木头。纸上的事……你看得住。”
“那我有个不情之请。”乔知夏说，“这事，眼下不动。第一，爷爷到底怎么想的，咱们不知道，贸然去问大伯，等于把二婶那天没吵成的架接着吵。第二，”她顿了顿，“二婶那天张嘴就要‘看管祖宅的钱’，你细品。她怎么就笃定，祖宅是大伯家独一份的、咱们家沾不上边？”
乔建国抬起头。
“她那天的话，不光是讹钱的话。”乔知夏合上账本，“是大伯家这些年，一直把祖宅当成他们家的东西，理直气壮。理直气壮的底气从哪儿来？就从这个‘从来就没有’的三尺地来？还是从更深处来的？我不知道。所以先放着，等哪天有机会回村，我去看一眼，把当年那个写文书的先生，也找着问一问。”
“先生怕是不好找了。”乔建国说，“那得是三十年前的事。”
“三十年前的人，村里八成还有活着的。”乔知夏把账本和地契一起收进她的抽屉，上了锁，“爸，我就是把话放这儿，事不用急。您那榆木八仙桌，明天该上第二遍漆了。”
乔建国看着女儿锁抽屉的手，忽然说：“知夏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爷爷要是看见你这样……”他没说下去，摆了摆手，起身回屋了。
夜里，乔知夏在灯下把两份地契又对着看了一遍。老契上“外三尺滴水”五个字，墨色深，笔画利索。新契上那一行，字写得圆熟，是市面上代写文书先生的路数。
她又翻出账本，在“槐树屯”“二丫”那几行待查的下头，添了新的一行：
祖宅北三尺，老契有，新契无。爷爷的话和契对不上。中间隔着一个写文书的先生。
写完，她吹了灯。
黑暗里，里屋传来豆豆均匀的呼吸声，父亲那边一声轻轻的咳嗽。乔知夏睁着眼躺了一会儿，脑子里把爷爷、大伯、三尺地、二婶的嗓门，过了一遍，又一遍。
睡着之前，她想起最后一个问题：爷爷当年请先生写契，关起门说了半晌话。半晌的话，说的是什么，先生知道，爷爷知道。
死人不开口。可先生要是还在，就是个活口。
她翻了个身。明天先出摊，攒钱要紧，回村的事，等贺行舟的卡车有空了再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