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会第二天，风向不对了。
头一天的热乎劲过去，看新鲜的人少了。西头旧货行的联合摊缓过劲来，两个唱卖的轮着嗓子吆喝，又放出口风——今天全场旧货让利一成。人流一拨一拨往西边淌，东头这一溜，冷清了一截。
“姐，西头让利一成，好些客拎着货从那边过来了。”乔大仓站在条案后头，压低声音，“咱跟不跟？”
“不跟。”乔知夏头都没抬，正给一件铜炉掸灰，“他让一成，是拿毛利让的，他那货本就报价虚，让完还是那个价。咱的货一步一个脚印定出来的，跟他的价，等于自认跟他一档。稳住。”
“可是人……”
“人是被吆喝领走的，留不住。”她直起身，看了一眼正中的座钟，钟摆不紧不慢地荡着，“等到点，人就回来了。”
“等到点？”乔大仓没听懂，也没敢多问。
晌午前，天阴了阴，风有点凉。摊前稀稀拉拉三四个客，柳氏坐在条案后头织毛线，豆豆趴在案角写作业——学校特批她请了三天假，条件是每天作业照交。
日头一点一点挪。乔知夏隔一会儿看一眼钟面。
两点整，快到的时候，她把毛线活儿的娘、写作业的豆豆都撵到摊后站好，又把乔大仓叫回来：“都别坐着了，站直。要来客了。”
“姐，什么客？”
“听。”
两点整。
黄铜音锤抬起来，砸下去。
“当——”
一声。
嗒嗒的走时声里，隔了两秒，又是一声。
“当——当——”
那声音跟人嗓子不一样。唱卖的吆喝是尖的，飘的，隔着半个场子就散了。这钟声是沉的，铜音一声一声往外送，穿透了满场的嗡嗡人声，连西头的吆喝都被压出一条缝来。
附近几个摊的人先静了，接着是半条展销街。有人问：“哪儿打的钟？”有人顺着声音找过来。
乔知夏不开口，就站着。等第三声敲完，人围上来十几个，她才伸手把座钟的背板搭扣一开。
“各位要看，看这里。”
背板掀开，机芯露出来。锈迹清理过的齿轮一件一件咬合着转动，正中那根锉出来的钢轴，还有那半截铜补的齿，都在灯底下看得清清楚楚。
“这钟，光绪年间的物件，收来的时候，机芯锈死三年，轴断了一根。”开口的不是乔知夏，是乔铁柱。
老头子从摊后走出来，站到钟边上。他一辈子话少，可今天这一段，一句是一句，全是干货。
“锈死的机芯，煤油泡三天，一齿一齿剔。断的轴，照着断头，钢料上锉了四根，第四根才装上。这齿轮上头那半截齿，是锈豁的，铜焊补的，能走三年，三年后配着原齿轮再换。”他抬手在钟壳上一拍，“这壳子，乌木。磨了三天，磨料换了三道。”
围的人越聚越多。有个穿工作服的年轻人从人堆里挤出来，胸前挂着个铁皮话筒，后头跟着个扛设备的。
“同志，您贵姓？”年轻人挤到跟前，“我是县广播站的记者。这座钟，是从头到尾您修的？”
“我修的机芯。壳子是我徒弟磨的，钟面是我闺女补的。”乔铁柱指了指摊后头的小马和乔知夏，“一家人的活儿。”
记者把话筒伸过来：“大爷，您再讲讲，这钟怎么收来的，五块钱？”
“城西一户人家处理的，连桌子五块钱。”乔铁柱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，“收的时候是死的，卖的时候是活的。旧货这一行，做的就是把这个‘死’字翻成‘活’字的买卖。”
这句话一出口，围的人里有人叫了声好。记者的话筒差点没递稳。
“大爷，最后这句，我录下了啊！能不能对着话筒再说一遍？”
乔铁柱看了闺女一眼。乔知夏冲他点了点头。老头子对着那铁皮话筒，一字一字把那句又说了一遍，说完自己先别扭了，背着手退回摊后头去了。
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看钟的，听故事的，看那半截铜补的齿的。看完了钟，人的眼睛就落在摊上别的东西上，这一落，买卖就来了。
那个下午，乔家摊前的货走成了流水。错金的小件，衬绒布的格子空了一半；瓷器后头码的十几件，天黑前走了一大半；连那把老榆木躺椅，都被东关一户开粉坊的买走了，讲价都没怎么讲。
“乔掌柜，这躺椅我搬走了啊，明儿我兄弟再来，他看上你那对圈椅了！”粉坊掌柜的付了钱，嗓门洪亮，半个场子都听见了。
柳氏的钱匣子满了，拿布包了一包，又开了一匣。豆豆作业也不写了，专门负责给买走的东西捆绳打包，打包打到手上勒出红印子。
天擦黑，收摊。一家人把摊围起来清点，乔大仓按着记账的本子念流水，念到最后合计，他自己先念不下去了，抬起头：“姐，一百八。”
头一天，人来得凶，落袋的却只有六十来块——看客多，掏钱的少，大件都压着没动。今天一天，一百八。
“刨去明儿要补的货，落袋的现钱，八百三了。”柳氏把钱匣子锁上，手在匣盖上按了半天没挪开。
收摊的人流里，有人从西头过来。是冯三的一个伙计，揣着手在乔家摊前不紧不慢转了一圈，看空了一半的摊面，看座钟，看记账的本子，末了一声不吭走了。
“姐，西头派人来探营了。”乔大仓说。
“探吧。”乔知夏把质保牌收进木箱，最后看了一眼那座钟。天色暗下来，钟还在走，嗒嗒嗒，摆锤一荡一荡。
“明儿两点，”她提着木箱往外走，“它还敲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全家人推着借来的板车，座钟裹着棉被，稳稳当当卧在车板中间。走到半道，豆豆忽然想起来什么：“姐！广播站的叔叔说了，今天晚上县广播就播！王小平他们全家都听广播！”
“听就听。”乔知夏推着车，“到家先吃饭，吃完都早点睡。明儿，才是最忙的一天。”
夜里八点，县城的广播喇叭准时响起来。播完县里的会议消息，播音员的声音换了个调门：“……在本届物资交流大会的主展区，一座修活了的光绪年间老座钟，成了全场焦点。修钟的老木匠乔铁柱师傅说——收的时候是死的，卖的时候是活的，旧货这一行，做的就是把这个‘死’字翻成‘活’字的买卖……”
小院里，全家围着半导体听着。乔铁柱听见自己那句从喇叭里出来，酒盅端到嘴边，停了半天，到底没喝，放下盅起身回了棚。
“爹怎么了？”豆豆问。
“你爹这样儿，”柳氏笑了，“是臊的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