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播播出的第二天，乔家摊前变了天。
开市还不到半个时辰，摊前就排起了队。头一天来看座钟的客，把广播里的事带回去了，第二天来的是听了广播专程寻来的。有人进门就问：“修钟那位老师傅在不？”有人是奔着那句话来的，“死字翻成活字”——要看看到底是一摊什么样的买卖。
座钟照旧两天两点整一敲，一敲就围人。广播站的记者第二天又来了，这回带了照相机，对着座钟、对着摊面、对着排队的人流，咔嚓咔嚓照了好几张。临走时跟乔知夏说：“乔掌柜，台里领导说了，你们这摊是本届大会的一个亮点，收摊那天，还要来录一期。”
第三天，来的人里多了几个生面孔。
一个是从邻县来的，五十来岁，自报家门姓何，做山货和旧货的两头买卖，坐了三个钟头的车专程赶来的。他在摊前一件一件货看过去，看完不还价，先递了根烟。
“乔掌柜，明人不说暗话。我们那边没有你们这样的摊子。”何掌柜开门见山，“旧货收得上来，修不出样子，卖不上价。我看了你们三天了，东西是真的，修工是硬的，价是实的。我想谈个长路子：我那边收上来的好料，运给你们修，修好了两家分着卖。你们出工，我出销路。”
“何掌柜，这个可以谈。”乔知夏没端着，也没急着应，“但有两条得先说明白。头一条，收货的规矩我们定——来路不明的不要，看不准的不要。第二，修出来的活儿，得挂我们的质保牌走，坏一件，认一件，这条到哪个县都不能变。”
何掌柜听完，把烟摁灭了：“就冲你这两条，我认了。别人谈买卖是怕规矩多，你这儿规矩多，我反倒踏实。”他伸出手来，“回头我发第一批货，你验了货，咱们立字据。”
何掌柜前脚走，后脚又来了两个邻县的客商，是听说何掌柜来了才跟过来的，也要谈。乔知夏一个一个接待，一个一个谈，谈完都在本子上记了号：来货的日子、数量、验货的规矩。批发这条路，一扇门一扇门地开了。
到大会第五天，乔家的日日流水稳在一百五往上。大会还没过半，现钱已经上千。
而西头，旧货行那片联合摊，一天比一天冷清。
冯三的让利放到第二档，一成半，吆喝的嗓子喊哑了一个，人流还是留不住。广播一响，全县都知道东头有一座修活了的老座钟，谁还往西头看堆成山的陈货。行里几家字号原本是碍着冯三的面子搭伙进来的，如今见这个光景，怨气就压不住了。有天傍晚收摊，西头起了争执，隔着半个场子都听得见：
“冯三，你拍胸脯说压得住姓乔的，压哪儿了？”
“我让利让了一成半，利是谁的？是我们几家的！”
“你拉我们进来填你的场子？”
冯三的嗓门起初还硬，后来低下去，最后没声了。乔大仓远远看见，冯三一个人站在自家摊前，看着满摊没动的货，站了半天，天黑透了才走。
“姐，”乔大仓回来说这事，语气里有点解气，又有点说不清的滋味。
“别高兴得太早。”乔知夏正核着账，“冯三这人，败一场不伤根，他还有行当的本钱。咱赢的不是他，是赢在客人信了咱。信这东西，攒三年，塌一天。他今天是塌了，咱要是哪天也塌了，比他还难看。”
大会第十天，收摊。
座钟被拆开背板，当着最后一拨围观的客，把那半截铜补的齿又指给人看了一遍，然后装箱。广播站来录了那最后一期，记者的话筒伸到柳氏跟前，问数钱的感受，柳氏攥着钱匣子，憋了半天，说了句：“孩子的手艺，值钱。”全场都笑了。
当天夜里算总账。大会十天，流水一千二百多，落袋的现钱，一千元整。摊位费没花，刨去补货、工钱、运输，净进了近二百。
柳氏把十个一捆的钱卷码在炕上，码了半天，忽然说：“去年这时候，咱家的现钱是三十块不到。”
没人接话。这数目，一年之间，从三十到一千。
乔铁柱坐在桌边，就着这十个钱卷看了半天，末了开口，说的是另一件事：“夏夏。大会完了，名也出去了。往后，摊子就不是摊子了，是个字号。字号得有字号的样子，进货出货，一人一账，钱货分家。这些规矩，趁现在立。”
“爹，我早想好了。”乔知夏把钱收进匣子，锁上，“三天后，我就把账立起来。往后进一分出一分，笔笔有据。这个‘名’字既然落了地，”她把钥匙交给娘，“往后每一步，都得踩得比从前更正。名气这东西，捧得越高，摔下去越响。”
夜深了，全家睡下。乔知夏最后一个吹灯。吹灯前，她在账本卷一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：
从三十块到一千块，用了四百多天。往后的路更长，脚下得更稳。
写完合上本子。窗外的县城静了，只有县广播站深夜的最后一次播音刚结束，喇叭的余音散在夜里。炕那头，豆豆翻了个身，梦里咕哝了一句：
“……广播里说，乔家的旧货会说话……”
广播的声音顺着街筒子传出去老远。知夏站在摊子后头听完，低头把下晌要补的货单又核了一遍——名声这东西，是风，货是根。风越大，根越得扎深。
广播的声音顺着街筒子传出去老远。知夏站在摊子后头听完，低头把下晌要补的货单又核了一遍——名声这东西，是风，货是根。风越大，根越得扎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