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月二十日夜里十一点，佟小满站在了鼓楼脚手架底下。
白天她没有过来。她给自己定了规矩，征集员的身份在工地只管记录，不掺和施工。可是这一晚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“双排木销”四个字。天气预报说后天有雪，再往后连着几天都是阴。她躺到十一点，索性起身，穿衣，揣上手电，出了门。
围挡外头有灯，里头黑着。她从预留的检查口进去，脚底下是新铺的木板道，踩上去一声一声。脚手架贴着鼓楼的北墙立起来，防尘网蒙在架上，风一穿，整面网子低低地响。
她打着手电沿木板道往二层方向走。她想看一眼，就一眼，鼓在楼上，白天工人说过二层大殿的防尘还没拆，鼓腔封板就在殿里。她不求开，她想找到夹层口的位置，看一眼封板的现状，心里有个数。
手电的光柱扫过架杆，扫过檐角的暗影。
“谁！”
一声断喝从背后砸过来，同时一道手电光柱打在她身上，晃得她睁不开眼。
“别动！站那儿！”
“我是档案馆的！”小满举起手，手电脱手掉在木板上，滚了半圈，“佟小满！征集专项的！证件在兜里！”
对面的人影迟疑了两秒，光柱偏了偏。是个五十来岁的工人，穿着军大衣，手里拎着根钢管，走近了，眯着眼把她打量了一遍，又看了看她掏出来的证件。
“档案馆的？”他把钢管放下了，语气缓下来，可没全缓，“大半夜的，姑娘，你一个人摸这儿来？”
“我想看一眼夹层封板的位置。”小满把证件递过去，“白天人多，我想着夜里安静，看一眼就回去。”
“看一眼。”值守工人把证件还给她，摇了摇头，“我干值守十几年，头一回碰上档案员夜探工地的。行了，这边不能待，架子夜里不上人，出了事算谁的。走，棚里说。”
他领着她往围挡东南角的值守棚走，一路上用对讲机呼了莫大力。等他们进了值守棚，搪瓷缸里的热水刚倒上，莫大力就冲进了门，工装外套扣子都没系。
“我说啥来着！”莫大力进门先嚷嚷，“我昨儿就说这姑娘眼睛里憋着事！好家伙，夜探！佟同志，你这是查案呢还是干啥呢？”
“对不住。”小满捧着缸子，没绕弯，“我是查案。楼里那面鼓，一九八五年封存的时候，可能封进去不该封的东西。我想赶在开夹层之前，把能查的都查实了。今儿夜里是我不对，规程上，我不该夜里单独进场。”
“你知道就好！”莫大力往炉子边一坐，缓了缓语气，“同志，楼等得起，你别等不起。这楼站了一千多年了，不差这几天。人可等不起，你要是夜里从架子上出点事，我这个工头，还有你那个馆，谁都担待不起。往后想来看，白天来，跟我说一声，我陪你。”
“记住了。”小满说，“下不为例。”
“下不为例。”值守工人也坐下了，给自己续水，“姑娘，我姓侯，工地上叫我老侯。往后夜里你要真憋得难受，来棚里坐坐，喝口热水，比蹲架子底下强。”
三个人正说着，门帘一挑，聂长贵进来了。
他显然是被对讲机吵起来的，可看脸色不像刚睡，棉袄穿得齐整，手里拎着个布包。他进门，目光在屋里转了一圈，落在小满身上，站了几秒。
“大半夜的，跑楼底下去了？”
“聂师傅，对不住。”
“不用对我说对不住。”聂长贵在炉边坐下，把布包搁在膝盖上，“你该对那楼说。夜里十一点往后，木性回潮，架子上的霜气重，人上去，一脚一滑。你祖父守了四十年夜，他要是知道你这么个急法，得说你。”
小满低下头，捧着缸子没吭声。
聂长贵看了她一会儿，把膝上的布包解开了。里头一层塑料袋，塑料袋里是一个铁皮烟盒，烟盒里，叠着几张黄脆的纸条。
“我原打算明天白天给你。”他说，“今儿既然你等不得，就今儿看。”
他把烟盒里的纸条一张一张取出来，摆在值守棚的桌上。纸条不大，比巴掌还小，边角磨圆了，是裁下来的账本纸。上面是钢笔字，一笔一笔，横平竖直。
“我爹的工条。”聂长贵说，“木匠干活，主家按天数结钱，每天记一张工条，干了什么活，用了什么料。我爹留了四十年，这是其中几张家里的存根。这一沓，是一九八五年腊月的。”
小满凑过去，戴上随身的手套，从最上面一张看起。
“腊月初五。鼓楼工地，清料，备销。料：松木销三百。工：六人。”
第二张，“腊月初六。立架，量鼓腔。工：六人。晚收。”
第三张。小满把这张捧起来的时候，聂长贵在旁边开了口，声音很低。
“你自己看。”
工条上写着：
“腊月初七。封鼓。上头催得急，双排销，正一排，斜一排。工：四人，晚收。记：此活不当如此做。”
“‘此活不当如此做’。”聂长贵的指头虚点着最后一行，“我爹写工条，一辈子只记活计，不记闲话。就这一张，多写了七个字。这七个字，他跟家里人都没解释过。”
小满盯着那一行钢笔字。腊月初七，封鼓，上头催得急。封楼检修公文上写的，就是腊月初七封楼。工条、公文、更稿，三张纸，钉的是同一个日子。
“上头催得急。”她低声念，“聂师傅，您父亲提过‘上头’是谁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聂长贵说，“一个字都没提过。那几年工程上的事，我爹从来不打听，让干什么干什么。就这七个字，他把话咽了。我爹那辈手艺人，不认同的活，也接，接了就把不认同记在纸上。”
他伸手把这张工条翻了个面。
“你再看看背面。”
工条的背面朝了上。纸背发乌，磨得起了毛，像是被人常年揣在身上摩挲过。小满把纸条举到灯下，斜着看，纸背上有一行小字，墨淡得快没了，笔画断断续续，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认：
鼓、里、不、能、开、灯。
“这是我爹的字。”聂长贵说，“比正面那行写得早，墨都磨成这样了，揣了几十年。我问过他一回，这一行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，这是一条规矩，当年封鼓的工上定的。我问他谁定的，他说——不是他定的，也不是工头定的。他只说，记了一辈子，别的没了。”
值守棚里没人说话。炉子上的水壶咝咝地响。莫大力看看聂长贵，又看看小满，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端起缸子喝了口水。
“晴天开夹层。”聂长贵把纸条小心翻回正面，“这条我爹交代过，老理由是木性稳，阴天潮气重，一开就伤。可我如今琢磨，晴天、不开灯，这两条搁一块儿，就不光是手艺的事了。”
小满把那行小字拓了下来，然后从包里取出档案袋，将工条正反两面拍照、登记，给聂长贵打了收条，注明原件仍归聂家。做完这一套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
“聂师傅，”她收拾东西的时候问，“这几张工条，能不能让馆里做复制件？原件您收着，这是您父亲的东西。”
“行。”聂长贵把烟盒重新包好，揣回贴身的兜里，“复制件给你们。原件我走哪儿带哪儿，我爹的东西，我看着。”
他站起来，掀开门帘。外头天色青灰，工地上的灯还没灭，雪粒子斜斜地飘。
“回吧。”他说，“后儿有雪，等雪过了，挑个晴天。楼里的事，得用晴天的日头看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