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布是在无尘垫上展开的。
小满的手指捏着布角，一层一层掀开。灰簌簌地落在白垫上，红布底下那个硬物的轮廓一点点露出来。
是一只鞋。
孩童的鞋。缎面，褪成了灰红，鞋头绣着一朵缠枝花，花的针脚还看得出细密。鞋不大，摊开在红布上，通身蒙着四十年的灰。
整个大殿霎时没了声音。
刚才起销的时候，木销一声一声轻响，工人们屏着气还是有咳嗽声、脚步声、摄像机的运转声。这会儿全停了。十几个人围在警戒线外，谁都没出声。
莫大力站在最前头。这个嗓门能盖过电锯的工头，张了张嘴，半天，声音哑得不像他的：“这……这是谁的娃？”
没人答他。
小满没有立刻动。她直起腰，先开口，声音是平的，可每个字都咬得实：“所有人，退到警戒线外。莫工，麻烦您通知全工地，即刻停工，鼓楼本体的所有作业全部停止，工人撤到围挡外。这片区域从现在起是现场，谁也不许再进。”
莫大力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转身就往外走，这回他没用嗓子喊，是一个工位一个工位跑过去拍的肩膀。
小满接着说：“老侯，麻烦您在楼下拦人，围挡口只留记录通道。高馆长，馆里的影像设备都开着，从现在起不要停机。”
高敬之站在记录位边上，点了点头，亲自守到了摄像机后面。
十来分钟后，殿里只剩下小满、高敬之、聂长贵和秦书桓。秦书桓是接到电话就往这边赶的，二十分钟就到了，进围挡的时候他把便装外套的拉链拉到顶，像上案场。
他没有先碰鞋。他先绕着夹层口走了一圈，看卸下来的封板，看退出来的木销，看夹层口那个黑洞洞的入口，然后才走到无尘垫前，蹲下，戴上手套，从包里取出放大镜。
他看了很久。先看鞋形，再看缎面，再看绣线，最后把鞋小心地侧过来，看鞋底。
“左脚。”他说，“缎面，丝绣线，纳底的走线，这手法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东西，往后就少见了，机器纳底慢慢就替代了。”他把鞋轻轻放平，“保存这么好，夹层里干燥，灰厚，封得严。四十年，缎面没糟，绣线没断。”
他直起身，看着那只鞋，又看了看夹层口。
“夹层里曾经有个孩子。”他说，“这鞋是她的。她怎么进去的，门是谁从外面锁的，从今天起，是刑案。”
殿里静着。聂长贵站在夹层口边上，手一直按着工具包的背带，指节发白。四十年前他父亲钉下的双排销，退出来还码在木箱里，一排正，一排斜。
小满取来物证袋和标签。她先拍整体照，再拍局部——鞋头、鞋帮、鞋底，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地拍，拍完登记：出土时间、位置、深度、包裹物。她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手是稳的，语气是匀的，围观的工人隔着警戒线看着，后来说，那姑娘跟早上拍木销的时候一个样，就是脸白。
登记到鞋帮的时候，她停了一下。
“秦队。”
鞋头那朵缠枝花下面，靠鞋帮内侧，有几个针脚排出来的字。绣上去的，同色的线，不细看看不出来。她拿侧光灯打过来。
一个“圆”字。
“鞋帮绣‘圆’。”秦书桓凑近看了看，“孩子的乳名。或者家里人盼她圆圆满满。”他直起腰，“那只鞋是左脚。右脚那只，不在红布里。”
“夹层里还有没有，得清检。”小满说。
“清检得按刑案现场走。”秦书桓掏出手机，“我调技术队来。今天下午封楼，明天进场。”他拨号，拨到一半停下来，看着小满，“你祖父那页压印——‘绳是新的，鼓腔的门从外面锁了’。一九八五年腊月，一个孩子在这个夹层里。封楼那天，你祖父上过楼。”
“他记了‘鼓里有动静，不像风’。”小满说，“第二天他再上去，记了‘更别停’三个字。再后来，那一页被抽走了。”
“他听见的那一晚，孩子可能还在。”秦书桓说。
这句话说完，谁都没接。殿里的光是晴天的光，从窗格斜进来，落在无尘垫上。小满蹲下去，做最后一道工序：她用镊子，从鞋底的泥灰里，夹起了一点东西。
一点绿绒。
绒线，很细，缠在鞋底纳线的缝隙里，长不过半厘米。她把它移到物证皿里，对着光看。绒线是绿的，八十年代中期绒线的那种绿，不是染布的绿，是手工艺绒线的绿。
“鞋底嵌着一点绿绒。”她说，“裹红布的人，或者穿这鞋的人，接触过绿色绒线。秦队，这个也封。”
“封。”
她把鞋装进物证袋，封口，签标签，双手交给秦书桓的助理警官。交接单上，两个人的名字并排签在“移交人”和“接收人”两栏。
中午的时候，警方的警戒带把鼓楼整个围了。围挡外，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蹲着吃饭，没人说笑。莫大力蹲在围挡口，捧着盒饭，扒了两口，放下了，掏出烟又没点。他抬头看着鼓楼的檐角，看了一会儿，跟身边的老侯说：
“我干了半辈子工地，拆过的老楼没有十座也有八座。”他说，“今天头一回，怕。”
警戒线里，小满收着无尘垫。垫子上还落着从红布上抖下来的陈灰，她按规程把灰也收进了采样袋。收拾完，她站在夹层口前，站了一会儿。
夹层里黑洞洞的，勘查灯还没到。她想起更稿第二页的二十一个字，想起梦里的刮擦声，想起爷爷按在证词落款上的那枚指印。
明天的清检，她在记录名单上。她把名单折好，放进口袋，往楼下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