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九日一早，鼓楼西街。
小满揣着两样东西出门：一张走访介绍信，一个笔记本。介绍信是秦书桓给开的，公安局的章，红得很正。她原想带工作证就够，秦书桓说：“带介绍信。你查的是四十年前的事，得让人知道你不是闲聊。”
西街不长，从街口到鼓楼根，二百来步。老门老户，门墩挨着门墩。她从街东头开始，挨家敲门。
第一户，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，听她说明来意，脸沉下来：“八五年的事？记不清了。”门合上。
第二户，老太太开的门，耳朵背，她问一句，老太太反问三句，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，只说家里八六年才搬来。
第三户、第四户，都是摇头。第五户干脆隔着门问了一句“干啥的”，听说是查旧事，里头就没动静了。
第六户，一个中年媳妇抱着孩子，说了句“我们姓王，不姓贺，你找错门了”，抱孩子回屋了。小满在门口站了几秒——她还没提过“贺”字。
一上午，七户，六户摇头。只有第六户那句话漏了个底。
晌午，她在街口的豆浆摊坐下。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姐，围裙洗得发白，手脚麻利。小满要了一碗豆浆，两个油条，慢慢吃。
“大姐，跟您打听个人家。”
“打听谁？”
“姓贺的。原先住这条街上的。”
大姐舀豆浆的手没停，给邻座添了半勺，才转回来。“贺家啊。”她说，“早没人了。贺家媳妇带着俩孩子，投亲走了。”
“哪年走的？”
“八五年吧，八六年？记不清了。”大姐拿抹布擦台面，“那时候的事，问也是白问，谁记得清。”
嘴上说记不清，可“俩孩子”三个字，张口就来。
小满没接话，低头喝豆浆。喝到半碗，旁边油坊的门帘一挑，出来个老爷子，七十几，背有点驼，手里捏着个烟袋锅，往豆浆摊这边走，边走边听。
“投亲？”老爷子在旁边的条凳上坐下，“腊月里投的哪门子亲。”
大姐的抹布停了一下。
“孩子她爹走得早。”老爷子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，没点，“就剩娘仨。贺家媳妇那人，见谁都笑，笑完了就走，不跟人深交。俩闺女，大的七八岁，小的刚会跑。”
“叔，”斜对面一个蹲着修自行车的男人插进来，“大晌午的，瞎啦什么。”
老爷子看了那男人一眼，烟袋锅在手里转了半圈，插回腰里，不说了。
小满也没追。她又跟大姐要了一碗豆浆，推到老爷子跟前：“叔，喝碗热的。”
老爷子看那碗豆浆，看了一会儿，没接。“我有饭。”他站起来，走了。走到油坊门口，掀帘子之前，回头看了小满一眼：“闺女，你是公家的人？”
“档案馆的。”小满把介绍信掏出来给他看，“查旧档案，对着实物来的。”
老爷子隔着两步远瞟了一眼那个红章，没再说什么，进去了。
小满付了钱，接着往街西头走。西头还剩三户，其中一户是这条街最老的一户，户主八十八了，耳朵还灵。这是早上豆浆摊大姐提过一嘴的——“街尾那家老门牌，比谁都老。”
老门牌那户，院墙塌了半边，用砖码着。小满敲门，敲了三遍，门开了一条缝。
一只眼睛从门缝里看出来。
“老人家，跟您打听点事。八五年，这条街上姓贺的一家人。”
门缝里没动静。看了她足有十来秒。
“贺家的闺女乖。”里头的声音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挪，“爱踩着她娘的顶针玩。”
“顶针？”
“纳鞋底的顶针。”那声音说，“套在脚指头上，满院子跑，叮叮的。”
门缝里那只眼睛往下看了一眼，看着小满手里的笔记本。
“闺女，”老人说，“写东西的？”
“嗯。”
“别写她娘。”门合上了。里头传来门闩落下的声音，很沉。
小满在门外站了一会儿。她没再敲。
傍晚，她坐在街口的一截石阶上，把一天的走访笔记翻开，从头理。
贺家。孩子她爹走得早，娘仨。俩闺女，大的七八岁，小的刚会跑。八五年腊月“投亲走了”——腊月里投的哪门子亲。
她翻到夹层清检记录那页。绣鞋，左脚，鞋帮绣“圆”字，尺码小。结构测算后面那条她自己添的备注：夹层空间，严冬条件下，两人并卧勉强容身。
两人。娘，和一个孩子。
可贺家是娘仨。
她盯着“俩孩子”三个字看了很久，笔尖悬着。街口的风把豆浆摊收摊的塑料布刮得哗啦响，大姐在收钱匣子，一边收一边跟人搭话，声音传出老远。
小满低头，在走访台账的末尾写下一行：
“贺家媳妇＋俩孩子＋投亲（存疑）＋顶针。”
写完，她在这行字底下又画了一道横线，把笔帽按上，揣好本子，起身往公交站走。走出十几步，她停下，回头看了一眼西街——塌了半边的院墙，油坊的门帘，豆浆摊的灯。
腊月里，天黑得早。四十年前那个腊月，这条街上的人，应该也是一家一家，这么关的门。
关门不难，难的是第二天早上，门再开的时候，街坊见了面，还能不能对上眼睛。爷爷的更稿里写过一句：夜里的声，天亮都装没听见。这一条，她抄进了自己的本子。抄完她在后头补了半句：装没听见的人，夜里未必睡着。西街这条街，四十年没睡踏实。
关门不难，难的是第二天早上，门再开的时候，街坊见了面，还能不能对上眼睛。爷爷的更稿里写过一句：夜里的声，天亮都装没听见。这一条，她抄进了自己的本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