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十七日早，鼓楼工地。夹层清检最后一天。
今天下了点小雨。贺建军说空车后天到，正好是今天。小满早上到工地先看了一眼巷口，没有货车。她把这件事按下去，套上手套，接着干活。
还剩最后两袋积土，加上夹层内壁的收尾检查。老周带了个年轻技术员来，四个人趴在夹层口，一处一处地过。
“内壁的板缝都要看一遍。”老周说，“绣鞋是掏出来的，不是筛出来的。前头的东西在土里，后头的东西可能在木头里。”
小满打着灯，从内口往外，一条板缝一条板缝地照。缝里多是灰。照到第七条还是第八条的时候，靠东南角，离地半米，一条斜销下边的缝里，灯照见一个反光的角。
不是木头，不是布。
“老周。”
老周过来，看了一眼，蹲下，拿镊子夹住那个角，轻轻往外带。东西卡得紧，带了三下才出来。
一张卡。塑封的。
塑封膜发脆，黄了，边缘有一处豁开。卡面只剩半张，斜着一道撕口，把右上角整块撕掉了。剩下的部分上头印着一行字：城改指挥部。底下一栏是照片框，照片没有，框是空的。再往下的编号栏，跟着撕掉的那一角，没了。
四个人围着这张卡，谁都没说话。雨点打在围挡上，一阵一阵。
“塑封。”老周先开口，翻过来看背面，“八五年，咱这儿塑封就一个去处——公家单位配证。街上照相馆塑个相片都是九十年代的事。这张卡是指挥部系统的通行证，公家人随身的东西。”
“掉进了夹层。”秦书桓不知什么时候到了，就站在夹层口外头，伞也没打。他接过去，对着灯看那道撕口。
“撕口是平的。”他看了很久，“你看这边缘，一下撕下来的，干脆。不是磨的，不是烂的。这是人为撕的，就撕编号那一块，别的都留着。”
“留着照片框也没用，照片早没了。”年轻技术员说。
“编号是能查到人的。”秦书桓说，“撕编号的人手很稳。他知道编号意味着什么，也知道留下这半张无所谓，反正查不着了。”
“也就是说，”小满说，“有人来过夹层。在开检之前。”
“至少在死者之后。”秦书桓说，“孩子没了以后，有人进去过，收拾过。通行证是那时候掉的，或者他自己都没发现掉了。”
老周把卡装进物证袋。小满凑近再看了一眼背面。塑封膜下面，卡的背纸上有压痕，很淡，是写字的时候垫着这张卡留下的。她把灯偏了一个角度。
“这有两个字。”
老周又把卡取出来，几个人轮流凑着侧光看。压痕残了，笔画断断续续，勉强能认出一个“清”字，后头那个字缺了半边，像个“楼”。
“清楼。”秦书桓念了一遍。
“清检楼房的记录？工作日志？”老周猜。
“不知道。”秦书桓说，“记下来。这半张卡，跟周报上那句‘已按指示清检’，先并排放着。今天不下结论。”
中午雨大了一阵，工地停了电。聂长贵把修缮队的家伙什一样一样往工具房里收，凿子归凿子，锯归锯，码得整整齐齐。收完了，他在夹层口站了一会儿。
“聂师傅，怎么了？”小满问。
“这楼，这回是真清干净了。”聂长贵说，慢，“我爹封的鼓，我开的夹层。四十年，一圈。”
他伸手摸了摸夹层口那块换下来的旧板，摸了两下，收回手。
“木头的委屈，”他说，“倒出来了。剩下的是人的事。”
下午三点，秦书桓宣布暂停施工配合，工地交回修缮队正常工序，案件这边封存移交。莫大力带着工人把筛检棚拆了，拆的时候没人大声说话。
小满回馆里交物证。走到走廊尽头，档案库那一侧，灯是声控的，她脚步一停，灯就灭了半排。
就在灯灭下去的那个当口，她听见了。
梆——梆——
两声。从走廊深处过来的，不紧不慢。
她的脚步钉住了。她回头。走廊空的，声控灯一盏一盏次第灭下去，尽头是安全出口的绿光。
她扶住墙，闭眼，默数到十。睁开眼，走廊还是空的。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，嗒，嗒，嗒。
没有第三声。
她站了一会儿，把物证袋夹紧，一步一步走到库房，登记，入库，双人签收，钥匙分离。做完这一切，手才稳下来。她在心里过铁律：听见的东西，先分真假。灯下无更夫，无梆子，声源不成立，记幻听。
晚上回到老屋，她先翻开错乱日记，把今天记上：
“三月十七日。累计五十四小时，未新增。傍晚馆内走廊，闻更声两响，回头无人，声源不成立，判定幻听。伴随：扶墙，默数十。按铁律：今晚不碰更稿，不碰梆子，早睡。”
写完，她把梆子的函匣推到桌子最里头，拿一张旧报纸盖上。腰牌没贴身戴，搁在匣子边上。
睡前她把手机看了一眼。没有贺建军的电话。她说好的后天，今天就是。她翻了一条短信过去：“今天雨，路滑不急。到了说一声。”
发完她关了灯躺下。外头的雨还在下，一下一下打在屋檐上。她数着雨点，数着数着，忽然想起聂长贵白天那句话——木头的委屈倒出来了。
那人的委屈呢。
她翻了个身，把这个问题按进枕头里，闭上了眼。睡着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：明早第一件事，看手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