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三十日，档案馆库房，上午九点。
一九七一年的案卷归在公安旧档全宗里，前一阵办鼓楼案调卷的时候，这一段全宗小满已经摸熟了目录。七一年的卷不多，端午前后就一册，牛皮纸卷壳，线装的，纸薄得透光。她把它取到阅卷室，秦书桓九点半到的。
卷首是一张登记表。事由栏写着：护城河三名儿童溺亡。
“七一年，五月二十八。”秦书桓念日期，“端午。”
记录不长，两页半。摘下来是这样几条：五月初五傍晚，护城河东段老渡口水域，三名儿童下水，溺亡。次日上午，三具遗体先后打捞上岸。经查，三名儿童系结伴下水捞取河灯，失足滑入深槽。定性：意外失足，不予立案。
然后是三个名字。
褚拴柱，男，九岁。褚石头，男，八岁。周妞妞，女，七岁。
小满把银锁的照片取出来，跟三个名字并排放在桌上。锁面那两个字，錾痕在照片里清清楚楚：石娃。
“石娃就是褚石头。”她说，“褚家两个孩子，哥俩。石头八岁，拴柱九岁。周妞妞是邻家的，姓周。”她翻出户籍底册的调档记录，那是她昨天下午顺手调的，“褚家，航运社，父亲褚某，船工。周家，就住在褚家隔壁，父亲周某，也是航运社的。”
“锁呢。”秦书桓问，“记录里提没提银锁。”
小满摇头，把两页半的记录又过了一遍。“没有。遗体处置写了，‘由家属领回安葬’。随身物件，一个字没有。捞上来的孩子，身上有什么，没记。”
秦书桓靠在椅背上，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他说：“按当年的规矩，溺亡的孩子，身上的东西要么随葬，要么家属收着。锁在河里，就两个可能：孩子下水的时候戴着，掉了；或者，”
“或者是后来扔下去的。”小满接上，“但你看这绳。长命结，染得极深的红绳。锁是周岁礼，绳是后换的。谁家给孩子的锁绳下这么大功夫，不会随手扔。”
“那就是戴在身上下的水。”秦书桓说，“八岁的孩子，端午，戴着锁去放河灯，捞灯，锁掉了，人也没上来。锁沉在深槽里，五十三年。”
两个人对着那两页半的纸坐了一会儿。小满把记录翻到最后。最后是结案备注栏，一行小字，蓝墨水写的，笔画潦草，但认得清：
河灯系儿童私放，已对家属批评教育。
小满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
“秦哥。”她说，“你看这句。三个孩子死了，结案的理由是‘捞取河灯’。河灯哪来的？备注里写了，孩子们自己放的。放了三盏灯，赔了三条命。然后呢？然后对家属——批评教育。”
“批评教育。”秦书桓把这四个字念了一遍，念得很慢，“孩子死了，家长挨批评。七一年的办事逻辑。”
“不是逻辑。”小满的声音低下去，“是把账做平。三个孩子不能白死，白死就得有人担责任。孩子自己担，担不了，就让家属担。家属担了，这个案子就‘清楚’了。谁也不用再问了。”
她把笔搁下。搁下之前，笔尖在笔记本上顿出一个墨点。
“我查过咱们馆里的民俗卷。”她说，“放河灯这个旧俗，咱们城是中元节放的，不是端午。七一年那会儿，中元放灯都被当作封建旧俗压着，公开场合没人敢放。可这三个孩子端午放灯——要么是哪个老人偷偷教的手艺，要么是孩子们自己看了什么学的。三个最大的九岁，最小的七岁。三个孩子，自己做灯，偷偷放。”
“私放。”秦书桓又念了一遍备注里的词，“连放个灯，都记一个‘私’字。”
屋里静着。窗外槐树的影子在桌上晃。
小满重新拿起记录，逐行往下看，看到遗体打捞那一段，她的手指停了。
“秦哥，不对。”
“怎么？”
“打捞记录。”她指着那一行，“‘次日上午，三具遗体先后打捞上岸。’先后。一上午捞了三个。可是你看现场处置那一段——‘事发水域系航运码头旧河道，深槽约四米，当时无成年目击者’。”
“没有目击者。”秦书桓凑过来看，“傍晚出的事，没人看见。”
“没人看见，怎么知道是‘捞取河灯失足’？”小满说，“秦哥，整份记录，我数了。没有一份目击笔录。没有一份家属陈述。没有对打捞经过的描述——谁先发现的、遗体在哪发现的、三具遗体的位置。什么都没有。定性‘意外’的依据，就一行：孩子们是去捞灯的。这个‘知道’，是谁告诉他们的？”
秦书桓把记录拿过去，从头到尾自己又读了一遍。读完，他抽出一张纸，开始记。
“一九七一年端午，护城河，三童溺亡。定性意外，不予立案。现存材料：登记表一份，结案备注一行。缺失：目击笔录、家属陈述、现场勘查、遗体检验、随身物件登记。”他写完，把笔放下，“三童溺亡，连一份目击笔录都没有。这案子当年不是破了，是卷起来了。”
“跟鼓楼一个路数。”小满说。
“不一样。”秦书桓摇头，“鼓楼是有人做账，做得滴水不漏，通行簿、消纳单，两头都合规。这个案子不是做账，是敷衍。七一年，航运社的船工家庭，三个孩子。当年办事的人大概觉得，这样的家庭，这样的孩子，一条‘意外’就交代了。没人会来问。”
“有人问过。”小满说，“家属问过。挨了批评教育。”
她把银锁的照片又推到那行备注旁边。一边是三个小名字，拴柱，石头，妞妞。一边是“批评教育”四个字。
“石娃。”她说，“八岁。锁是周岁时候挂上的，戴了七年。红绳不知道换过几茬，最后这一截，是染透了红的。放灯那天他戴着它。灯是亮的，河是黑的。他伸手去捞自己放的那盏灯。”
她停住了。再说下去没有意义，记录里没有的东西，猜出来也不算数。她把照片和记录摞齐。
“秦哥，下一步。”
“两步。”秦书桓说，“第一，找活人。七一年，三家的大人要还在，最年轻的也八十多了。褚家、周家，查后人。第二，”他看着小满，“你不是还有一页账没清吗。更稿第三页，‘此页我补，原页我撕’。守义是七六年才接的更。可七一年端午，夜里的河，也是有人在听的。”
小满把结案记录复印了一份，原件归库。下午，她跟秦书桓一起，把户籍底册上褚、周两家的线索往下顺。褚家父母早已过世，兄弟俩没有其他兄弟姐妹。周家那边，底册显示周妞妞还有一个弟弟，一九七三年生，比死去的姐姐小五岁，如今五十一岁，户籍还在本市。
“周家的儿子。”秦书桓在本子上记下名字，“明天去找他。”
傍晚，小满一个人留在库房，把卷归回去。归档之前，她又把那行备注看了一眼。河灯系儿童私放，已对家属批评教育。
她把卷壳的线绳系好，放回架上。放的时候动作放得很慢。
放了三盏灯，赔了三条命，最后连一句“对不起”，都没处找。这句话她在心里过了一遍，没写进笔记。有些话不配写进公文，就跟有些孩子不配有卷宗一样。
她关灯锁门，走下楼。天还亮着，馆里院子的槐树落了一地碎叶。她走到车棚，取车的时候，包里那个证物袋的照片硌了一下手。她隔着包按了按。
石娃。拴柱。妞妞。
三个小名字，她记住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