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二十五日，城西白家，午后。
白景瑞这个名字，是居委会主任提供的。作证日之后，人道认定的申请在街坊里传开了，居委会主任来电话说，城西有个退休教师，叫白景瑞，六十九岁，说那年端午他就在桥洞那儿，还说“我记了日记”。秦书桓当天就打电话核实了基本情况，取证的事，落在小满头上。
白景瑞家在城西一片老宿舍楼里。开门的是个瘦高老头，戴老花镜，头发花白梳得整齐，见面先递名片，名片上印着“原城关二小语文教师”。家里收拾得像教室，客厅茶几上摆着洗好的葡萄和一壶凉茶。
“档案馆的同志吧？请坐请坐。”白景瑞说，“我等了你们几天了。居委会说这事的时候，我头一个念头就是——那本日记还在不在。翻箱倒柜找了一晚上，找着了。”
他从里屋捧出一个牛皮纸包，包得方方正正，纸角都压平了。放在茶几上，他先不打开，坐下来，把来历讲了。
“我六三年生的。七一年端午，我八岁，城关二小二年级。”他说，“那天晚上，我们几个同学跑到东边桥洞那儿看灯。端午夜堤上放灯，孩子都爱看。我们几个不敢上堤，大人说堤上乱，我们就蹲在桥洞底下的石阶上看，那个位置，灯漂过来，正好从脚底下过。”
“看见什么了？”小满问。
“看见三盏灯从上游漂下来。”白景瑞说，“漂到桥洞跟前，一盏一盏地灭了。不是烧完的那种灭，是歪了，歪着歪着就沉了。我们几个还议论，说灯怎么沉了，说灯沉了不吉利。正看着，堤上来了大人，冲我们喊，说大人都上堤了，小孩家赶紧回家，别在河边待着。把我们几个撵走了。”
“撵你们的大人，您还有印象吗？”
“黑灯瞎火，看不清。就记得是个大嗓门，把我们几个吓跑了。”白景瑞说，“我当天回家没觉得什么。第二天，街上就传开了，说堤上淹死了三个娃。我吓得不轻，因为我知道那三盏灯的事——灯沉下去的时候，孩子就在水里。八岁的我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。”
他说到这里，停了停，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。
“那个年头大人的规矩是：小孩别问，问就是‘淹死的娃不干净，不许提’。我娘叮嘱我，不许跟人说我在桥洞看见灯。我应了。可是我心里憋得难受。我们那时候有个语文老师，姓齐，齐老师教过我们一句话，我记到今天——她说过，看见的东西要记下来，记下来的东西就不会丢，不记，过几天你自己就说不清了。她说这话是教我们写日记的，可我那天晚上，把这句话当成了救命的话。”
他解开牛皮纸包。
里头是一摞日记本，最底下一本最小，封面是那个年代常见的牛皮纸壳，边角磨圆了，壳上还用铅笔写着名字：白景瑞，二年级。
“就是这本。”他把小本子单独拿出来，“后头几年的是别的，都留着。我们那辈人念书的，本子舍不得扔。”
他翻开那本小日记。纸黄透了，翻页的时候他捏着页角，一页一页地翻到端午后头的那一页，然后把本子转过来，推到小满面前。
铅笔字，笔画歪歪扭扭，是孩子的字。日记不长：
“今天有人放灯。灯漂到桥洞就灭了。大人不让看，把我们都撵回家了。”
小满凑近看。那三行字里，“灭了”两个字，笔画比别的字都重，铅笔反复描过好几遍，纸面都描起毛了。
“这两个字，我描过。”白景瑞说，“写的时候描的。为什么描，我说不清。八岁的我，就是觉得这两个字不对，灯不该灭。端午的河灯，漂到桥洞，风也吹不着，怎么就灭了。我心里存着这个不对，就把字描了一遍又一遍，好像描重一点，这个不对就能让大人看见。”
“齐老师看了这篇吗？”
“交上去批过。”他说，“齐老师在日记后头用红笔批了一个字：‘记’。就一个字。我后来当老师，才咂摸出这个字的意思，她看见了，她也觉得这事该记，可是她也不能说什么。她给我批了‘记’，等于跟我说：你做得对，接着记。”
小满把日记原文抄进台账，抄的时候问：“白老师，这本日记，能验年代吗？”
“能。”白景瑞说，“我教了三十多年书，档案里的东西我懂。纸是那个年代的纸，铅笔字沉到纸纤维里了，新描的浮在面上，这个骗不了行家。你们可以拿去做纸检、做笔迹比对，我本人的笔迹从小学到退休有一摞，比对着看，一路能对回来。而且——”
他顿了顿。
“而且不只是日记。”他说，“你往后翻，翻到最后。”
小满往后翻。日记的后几页是空白，翻到最末一页，页面上贴着一样东西。
半张纸。
烧残的河灯纸。纸边焦了，卷着，纸上糊灯用的浆糊痕迹还在，颜色暗黄。只剩半张，巴掌的一半大，上头隐约有竹骨压过的印。
“这个是我从河里捞的。”白景瑞说，“第二天，七一年端午第二天，我跟我娘上河边烧纸，她们大人的规矩，给淹死的娃烧纸。烧完，我在河滩上看见这半张灯纸，缠在苇根上。我认出来是头天晚上的灯纸。我不知道哪来的胆子，捞起来，揣兜里带回了家。”
“回家我娘翻我兜，看见了，要给我扔，说这东西不能进家门。我头一回跟我娘犟，我说这是灯，不是别的。我娘没拗过我。”他笑了一下，笑得有点涩，“八岁犟赢了一回，就藏了一辈子。后来夹在日记里，搬了三回家，没丢。”
小满看着那半张纸，看了很久。她没有伸手去碰，问：“这半张，当时贴的时候，您想过它是三个孩子里哪一盏的吗？”
“想过。”白景瑞说，“想过就不敢再想了。我到现在不知道是哪一盏。所以我把它贴在日记最后——日记前头写着‘三盏’，后头贴着一盏的纸。这一盏是哪一盏，让它自己留着吧。”
屋里静了一阵。窗外有蝉声，隔着一层玻璃，闷闷的。
“白老师。”小满合上台账，“说句题外话。我爷爷是更夫，打了三十年的更，每夜回来记更稿。您八岁记的那篇，齐老师批的那个‘记’字，跟我爷爷的更稿，在我这儿是一个意思。看见的，记下来。”
白景瑞听完，把老花镜摘下来，用衣角擦了擦，又戴上。
“这话我爱听。”他说，“你爷爷是哪个更夫？”
“佟守义。西街的。”
“佟守义。”白景瑞念了一遍这个名字，“我小时候夜夜听他的梆子。佟、佟，那个节奏我现在还记得。齐老师后来知道我是从这个街上出来的，说过一句话，说这条街上打更的记性比学生好。她说得对。”
他把日记本合上，两只手按在封面上。
“丫头，这本子，还有这半张纸，我交给你。不是借，是交。”他说，“我六十九了，往后的年头，东西放我手里是悬的，放你们档案馆是稳的。就一个请求，编号的时候，把齐老师批的那个‘记’字也留在里头。那是我的日记的一半。”
“留着。”小满说，“登记的时候我写进描述：红笔批注一字，‘记’。它跟您的铅笔字一样，是原件的一部分。”
她当场开了收执，把日记本连同那半张灯纸一起，装进带来的无酸纸盒里。白景瑞在收执上签了字，签完，他看着那个纸盒进了小满的包，脸上的松快，像卸了一副挑了五十多年的担子。
送小满出门的时候，他在楼道口又开了口。
“丫头，问一句。那三个娃的事，如今算是查明白了？”
“查明白了。”小满说，“笔录、证词都齐了，就等程序走。”
“好。”白景瑞点点头，“那三盏灯漂到桥洞底下的时候，桥洞里蹲着几个八岁的娃，看着它们沉。这事五十三年，就我一个人记得全套。往后，纸上有它了。”
小满下了楼，出了小区。傍晚的太阳照在街面上，她背着包走到路口，包里那个无酸纸盒贴着背，方的、硬的、稳的。
过马路的时候，她在心里排档案号。这本日记，是她入线以来收的第一份“民间档案”，不是更夫的，不是差役的，是一个八岁孩子照着老师一句话记下来的。往后这一类，她想单立一个目录，目录名她已经在台账上写好了：记异·民。
绿灯亮了，她跟着人流过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