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7日上午九点，法院，第二日举证。
佟小满今天不是旁听，是候传。她在证人休息间坐着，膝上放着两个文件盒，二十三回转写记录，按回编号，每回一夹。秦书桓陪她等，翻着自己那份手续链，翻到一半说：“丑话说在前头，辩护人今天主攻的就是你。他会问声音哪来的。你要是答错一个字，整组证据的分量就折了。”
“我答得出来。”她说，“每一笔我都有数。”
九点四十，书记员来传她。
证人席。宣誓，报身份：佟小满，二十七岁，云朔市档案馆职工。
公诉人先问。问她补记是怎么做的，她按条答，短句，不添字。
“第一，底本是更稿，二十六捆，逐页誊录。第二，誊录中存疑处不猜，登记存疑页，编号挂账。第三，挂账的疑点，逐条找实物对，对上了销账，对不上留疑。第四，全部过程留痕，划改不涂改。这叫补记体系。二十三回转写，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公诉人问：“转写记录里有些内容，形式上是‘听声’得来的。你怎么解释？”
“我不解释成玄事。”她说，“我呈的不是声音本身。声音进不了卷。我呈的是记录——每一条听声结论，后头都跟着实物。银锁对上了小鞋，小鞋对上了钉眼，钉眼对上了地窖。补记的每一笔，都有实物对应。实物是证，记录是索引。索引错了，抽实物一查就露。它骗不了人，因为它不自己站，它站在实物上。”
审判长翻着卷里的补记全册。翻页的声音在庭里很清楚。
轮到辩护人质询。
辩护人起立，先例行问了她与被害人的关系。她答：祖孙。辩护人又问：与本案被害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做的记录，如何保证客观？
“记录里所有划改留痕，原件可查。”她说，“我划错过，错处全在，一笔没抹。客观不是不错，是错了不改账。”
辩护人换了方向：“你声称从声音中‘还原’了证词。声音的来源是什么？”
“来源是一册更稿的补记体系。”她说，“更稿是物证，誊录是过程，转写是结论，实物是印证。您要是问有没有一段录音能放，没有。您要是问有没有一条能复核，二十三回，回回能复核。复核的办法我写成说明附在卷后，任何人，包括您，可以照着做一遍。”
辩护人停了几秒，问：“你如何保证你不是把自己想听见的，写成了听见的？”
这个问题问得不客气。旁听席上贺建军的身子往前倾了倾。
佟小满没马上答。她伸手把文件盒里第九回的转写抽出来，翻开，推到举证的位置。
“第九回，我听声记的是‘银锁在东墙’。当时东墙没拆，没法验。这一条挂账挂了四十多天，我在页脚标‘待验’。后来东墙拆了，银锁在东墙第二个墙洞，跟记的方位差了不到一尺。这一尺的差，我也写在页脚了，没抹。”她抬起头，“我想听见的，不用等四十天。等四十天的，不是我想听见的，是它自己在那儿。”
辩护人看着她，又问了一句：“那没对上实物的呢？”
“留疑。留在卷里，标着‘未验’。”她说，“没对上的，我不写‘属实’，我写‘存疑’。今天呈堂的，都是对上的。”
辩护人坐下了。
接下来是人证。尤来喜出庭。八十八岁的老头，走得太慢，法警想扶，被他摆手挡了。他在证人席上站定，宣誓的时候手举得笔直。
公诉人问他案三那晚的事。他说得很慢，一句是一句，说到他当年捂住哭声、按住人不许喊的那一段，法庭里静得能听见轮椅上关鹤年的呼吸声。
辩方问他：“你在案三中有过错，是本案利害相关人。你的证词如何取信？”
尤来喜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捂住过一个人的哭。”他说，“捂了三十年，我自己个儿夜夜听得见。”
他抬手指了指举证席上那摞转写记录。
“补记里记的那声，跟我三十年听见的那声，是一样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听见了我自己捂住的哭声。补记没骗人。要是我今天编，我编不出那声，编得出，我也不敢。”
没人再问。老头慢慢走下证人席，回旁听席的路上，经过佟小满旁边，脚步顿了一下，没说话，走了。
秦书桓下午作证。他证的是程序：每一条听声结论进入侦查视野后，是怎么立查、怎么取证、怎么跟实物闭环的。他讲得干巴，全是手续，一句玄的没有。讲到一半他说：“听声结论在本案中的作用，相当于线索登记。线索不作证据，线索引出来的实物才是证据。这个边界，我们从第一天就划着。”
下午四点，举证告一段落。
合议庭合议后，审判长宣布：佟小满所作补记及转写记录，作为查证方法与索引材料审查；其中与实物证据互证的记载，予以采纳。书记员在卷宗方法说明页上落了批注，念出来：
“补记体系，采纳为查证方法。”
退庭的时候，佟小满收拾文件盒。二十三回，一回没少。她抱着盒子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秦书桓从后头赶上来了。
“你今天答得规矩。”他说，“尤其那句‘索引错了，抽实物一查就露’，这句检方散庭的时候特意夸了。”
“不是我编的句。”佟小满把盒子换了只手抱，“是账房的理。账对不上，查库存。”
她走出法院大门。天还亮着，风比前几天软了些。院里那棵树上，芽苞还没动静，但枝条的影子落在地上，已经比冬天密了。
明天第三日举证。她低头看了眼盒子的封条，编号都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