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9日上午九点，法院，第三日举证。
今天呈的是三份日志。佟小满还是候传，这回她坐在证人席靠后的位置，轮到释证时再上前。吴桐今天也传他，他是第一棒。
第一证，吴秉文日志。
吴桐宣誓后，捧出一本硬壳日志。封皮磨得发白，里头是八十年代的方格纸。他一页一页翻到1985年11月，投影打出来。
公诉人念条目。1985年11月14日：上面吩咐，库房清楼，碍事的移走，留底。11月16日：编队定了，姓屈的带队，领证。11月20日：清楼完毕，落锁，钥匙上缴。
“这本日志是我祖父吴秉文的。”吴桐说，“他是当年的清楼队员，也是守义的旧交。他生前把日志和一份誊抄件托存家里，绝笔里交代了去处。纸和墨都做过年代鉴定，卷里有报告。”
辩方问他：日志里“上面”是谁，写明了没有。
“没写明。”吴桐说，“祖父不敢写，也不敢烧。他两头怕，所以两头都留了痕，抄了一份更稿底账存着，日志原样存着。写明的活儿，是留给我们后人的。”
第二证，清楼队名册原件。
名册是佟小满释证。她上台，戴上手套，翻开发黄的册子。1985年11月，市城建档案库房清楼队，在册十二人。每人的姓名、工种、借调单位，一栏不缺。后头附着领证批根——每张批根上都有同一个签字式的审批记录。
“这个签字式，”她指着投影，“关鹤年任城建委主任期间的签批习惯，横折带钩，卷内有他同期公文二十一份做比对，鉴定结论在卷。”
第三证，屈大彪手记。
屈大彪是当年清楼队队长，已故。手记是从他遗物里起获的，他家人交出来的，一本小开便签簿。公诉人念关键条目：1985年11月20日：今日落锁，上头吩咐，钥匙三把全缴，账册过秤入箱。11月23日：有人来问旧案卷，没让他进门。
三份证念完，公诉人起立做链条陈述：
“审判长，三份日志，三个层。吴秉文日志证‘奉命’，名册批根证‘编组’，屈大彪手记证‘执行’。三份材料的持有人，四十年间互不通气，一个藏在家里，一个躺在馆库，一个压在遗物箱底。三个人不能合谋，三份证自己合上了链。链子的另一头，只有一个‘上面’。”
旁听席上很静。轮椅上的关鹤年闭着眼，不知道是听着还是没听着。医护人员看了他两次。
然后是点名。
公诉人申请将名册十二人逐一投屏。审判长准许。屏幕上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过，念到名字的，书记员同步登记该人的卷内记载：已故几人，在世几人，另案处理几人，到庭证人几人。
念到第七个名字的时候，旁听席前排一个老太太站了起来。是沈知冬的父亲那一案的遗属，姓沈的老太太，案卷里她的丈夫是清楼队的装卸工，1987年病故。她站在那儿，看着屏幕上丈夫的名字，嘴动了动，没出声。法警想请她坐，审判长抬手拦了，等她站够了，自己坐下的。
十二个名字过完，公诉人说了一句话：
“档案把十二个人的名字，按回了1985年。”
休庭前，辩方对三份日志的取证来源各提了一遍异议，一处一处被程序记录驳回。关鹤年的辩护人主张“上面”指向不明，不能排除另有其人。公诉人答：指向是否唯一，不是日志的义务，日志的义务是真实；真实的日志指向哪里，其他证据接哪里，批根上的签字比对，就是接的那一环。
下午继续，补了名册的移交手续质证。散庭前，审判长宣布明日继续。
就在宣布的时候，佟小满看见关鹏程在被告人席上笑了一下。
不是刻意的笑，是那种自以为还捏着一张牌的笑，嘴角一挑，很快就收回去了。他低头跟自己的辩护人说了句什么，辩护人皱着眉没接话。
散庭出来，佟小满在走廊里把这个笑跟秦书桓说了。
“我看见了。”秦书桓说，“丑话说在前头，他这会儿还能笑，说明他手里有东西，他觉得能翻。这几个月他一直认死‘买报刊资料’，今天突然笑了，不对劲。”
“会不会是钱的事？”佟小满说，“他那种人，翻案的路子不会是喊冤，是证明自己‘目的正当’。能证明目的正当的，多半是笔往来。”
秦书桓站住了，看了她两秒。
“汇款。”他说，“要么是付款，要么是收款。他在准备一张单子。”
“单子是死的。”佟小满说，“账是活的。他要真拿钱说事，那就得对账。对账，是我们的主场。”
两人下楼。法院门口，吴桐在等他们，日志的证物袋已经交还手续办完，他空着手，站在台阶下。
“祖父这辈子，”他说，“在卷里就三行字。奉命，留底，落锁。今天念出来，算是替他把话说全了。”
他说完把大衣领子竖起来，先走了。佟小满和秦书桓往另一个方向走，走了一段，秦书桓的手机响了，是检方的人打来的。
他接完，脸色不太好。
“明天他们可能要出东西。”他说，“辩方刚提交了一份补充材料清单，头一项，是一张1992年的汇款单存根。”
佟小满停下来。
“付款人是谁？”
“清单上没写。”秦书桓说，“就一行字：拟证明款项性质。”
天擦黑了。佟小满把文件盒抱紧了些，跟秦书桓并排往车站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