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夜饭吃到九点半，散了席。
这一年的年夜饭，跟往年不一样。饭桌上说的话多。父亲讲他那只樟木匣，说是开春馆里来了两个学木工的学生参观，围着匣子看了半天，问他槽是怎么取的形；母亲讲柳春杏，腊月里给她送了一副自己纳的鞋垫，两个人在灶间说了一下午话；从馆里的事讲到胡同里的事，从判了的事讲到往后的安排。
只有一件事，桌上没人提，可佟小满知道全家人都记着，吃完饭，她要出门，走一夜。
按老规矩，守义生前，除夕的更是顶要紧的一班。夜里的更比平时密，子时前后各加一巡，叫“守岁更”，梆子要从巷头敲到巷尾，一户不落。守义走了以后，这条巷子再没响过除夕的梆子。前年除夕，小满在案子跟前过的。今年，她想给这班更补上，但不是敲，是走。只走，不响。她管这个叫哑更。
母亲收拾碗筷的时候，往她兜里塞了两个热鸡蛋，没说话，只把她的围巾紧了紧。父亲坐在堂屋抽烟，看她换鞋，抽了半根，说了一句：“走慢点，路滑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“后半夜城墙根风大，帽子里垫张纸。”
“知道了，爸。”
她出门的时候是十一点。
胡同里家家亮着灯，门上贴了新对联，红纸在灯光下泛着光。地上有一层薄薄的雪渣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她从巷口开始走，沿着祖父账簿上记的那条更路：从佟家巷北口起，往南过井台，拐进城墙根，到更棚，再折回来，一条道，祖父走了几十年。
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。她掏出来看，是秦书桓发来的定位共享请求。
她点了接受。
从案子结了以后，两个人没断联系，偶尔吃饭，偶尔电话。前些天她跟他说起除夕要走一夜哑更，他当时问了句“要不要我陪你”，她还没答，他自己就接了一句：“算了，我不去。有些岗，得一个人站。”
共享开了，那条绿色的小线在她手机地图上，一动不动地钉在他家的位置。他没发消息，一个字都没有。
她把手机揣回兜里，接着走。
哑更这个名字，是她自己起的。走到井台那儿的时候，她想起祖父说过的话，那年她问祖父，打更累不累。祖父说，打更不累，最累的是不出声的时候。她说不出声还算什么打更。祖父说，你不懂，哑更最难守。手里的梆子沉，心里的更响，不敲出来，全得自己扛着。谁家过日子没有几年哑更。
她那会儿十来岁，没听懂。现在走到这条路上，雪渣在脚底下响，四下里只有远处零星的炮仗声，她忽然懂了。
祖父账簿上那一笔一笔记的，多少也是哑更。晴天记晴，三更记巡，平平常常的字底下，压着一城人的安生。没人知道他守着什么，他也不说，就这么年复一年地走，走到走不动。
路过赵大爷家门口，门缝里透出电视的光，春晚的声音隐隐约约。再往前，四婶家院里挂了两只红灯笼，风一过，轻轻晃。
她走得慢。这条路她量过，祖父的更路单程四十分钟，她走了一个钟头。不是腿慢，是每一段都想停一停。井台是卷一那个案子的井；拐角那户是当年作证的老住户；再往前那段墙根，塌过的更棚原来就在那儿。
十二点差一刻，她到了更棚文化点。
青砖矮墙围着旧地基，铜牌立在墙边，文化点平时锁着，钥匙在她这儿——挂牌那天街道办配给她一把，说是“档案馆对接人”的权限，她值夜路过常来看一眼。
她开了小门进去。院子里落了薄雪，她把铜牌上的雪用手套抹干净。铜牌上的字露出来：更夫文化点。底下那行小字，此处曾为一城守夜。
然后她从怀里取出腰牌。
守义的那块更夫腰牌，木头的，包了浆，边角磨圆了，牌面上刻的字已经很浅。这是判决之后随更稿一起定级登记的馆管文物，编号W014。她年前打了报告，申请除夕至元宵期间外借展示于更棚文化点，理由栏里她写的是“物归原位”。周明远批的，批的时候在报告边上添了一行字：借期过后，随更稿专架归藏。
铜牌旁边那根木柱，是修整时按老照片复原的，当年更夫下夜回来，腰牌和梆子就挂在这上头。
她把红绳穿过腰牌的孔，绕了两圈，打了个结，挂上木柱。
腰牌贴着木头柱子，轻轻晃了两下，停住了。
她退后一步，站在那儿。子夜的炮仗从城那头炸开，一阵接一阵，闷闷地滚过来。天上有零星的烟花，光一阵一阵地落在这片旧地基上。
“爷爷，”她轻声说，“交更了。”
远处又是一阵鞭炮，炸得比刚才密。
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。共享定位上，秦书桓那个绿点还钉在原地，没动。她盯着看了几秒，没发消息，退了出来。
正月初一凌晨的风，刮在脸上还是硬的。她把帽子往下拉了拉——帽子里垫了纸，父亲说的，垫了纸不灌风。
她锁上小门，往回走。
走到井台那儿，天上的烟花稀了，炮仗声也一阵一阵歇下去。她兜里的两个鸡蛋还是温的。她掏出一个，边走边剥。
正月十五还有一场事。尤老糊的那三盏河灯，去年春上本该放的，老头病了一场，糊糊停停，拖到了冬天才糊完，三个名字他念叨了一整年。新定的日子是元宵。这事她也跟秦书桓说了，他说那天他调得开休，可以去河边。
三个名字她不用翻本子。拴柱，石头，妞妞。这一年在心里过的，比过什么都勤。
胡同口的灯笼还亮着。她放轻脚步走进去，身后，城墙根的方向，安安静静的，那块腰牌挂在木柱上，守着它的第一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