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九点，审讯室L10，监控的红点亮着。陈拾主审，郑重坐在旁边。旁听间的单向玻璃后头，老金站在最后一排的阴影里，没人请他，他自己来的，进来之后没坐。
孙广发把案子从九六年那夜往下讲，讲全了。
清场队是他后来查了三十年才拼出来的：七个人，受雇于当年的开发商。筒子楼那块地，厂子改制的时候连地皮一起划给了开发商，楼里六户不搬，工期拖一天，违约金按天算。开发商的工程副总出面雇的人，钱走的工程款科目，名目是“场地平整外协”。打人那夜之前，队里每人领了一枚同款的纽扣缝在包上，是那个副总的私人定制，M字压纹，发给信得过的人当记号。
六具尸骨埋进楼基，对外报了斗殴踩踏。案子在派出所挂了三天，转成了治安事件，卷宗就地归档。
下午两点，孙广发讲到他娘。清场之后的第三天夜里回楼里搜的那个人，是队里的老四。老四后来跟开发商翻了脸，款项没结清，他手里攥着血案的分赃证据，把孙母的尸体从水房天花板找出来带走，做了分尸抛骨，骨头抛在筒子楼拆迁的废墟里，是对开发商的报复：让这块地永远别想干净。他抛骨之后没跑远，改名换姓留在了这座城市。
“这些年，楼那块地一直没动工，坑是上个月才挖的。”孙广发说。“一挖，他怕的就是这个。挖出旧骨，一验，九六年的事全出来。所以第六具骨拼出来的第二天，就有人往坑里掺新的骨，想搅乱年代鉴定。掺进去的那具，是他新弄的。”
陈拾把这条记下来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还在本市？”
“去年，城建系统的一个饭局，我在电梯里见过他。右手小指少半截，耳廓缺一块。名片上的名字我不认识，脸我认得。”
晚上七点，案情归并完毕。灭口链的最后一环补上了：凶手与六骨案、孙母案同源，是清场队漏网的第四人。三案并一案，七人合影的第四人列为主嫌，通缉手续郑重当晚签发。
九点，陈拾离开审讯室，去了档案室L13。他要做的一件事在心里挂了一整天：九六年那桩“斗殴踩踏”，按当时的程序，派出所必须向分局报结，分局有人签的字。他要找到那个签字的人和那份材料。
他调了九六年至九七年分局的文书收发登记。归档记录显示：案发后第十一天，有一份内部材料进了分局，是穿警服的人递交的，标题登记为“关于筒子楼事件重新调查的申请”。
申请有去无回。登记簿的办理栏里，批注是手写的四个字：情况已明。
陈拾去库房调这份申请的原件。编号还在登记簿上，实物却不在原来的架位。架位挪过，按调拨记录追下去，追到两千零三年的迁移批，那一批卷宗附着一页调拨清单，申请单列在清单末行，备注两个字：留档。
留档的意思是不迁移，原地保存。原件还在库房深处，一排没编进现系统的铁柜里。铁柜锁着，钥匙挂在库房管理员的钥匙板上，编号对得上九六年的旧锁。
申请单取出来了，纸已经发脆。正文四页，钢笔字，字迹工整。申请人栏里，名字先被人用红笔划掉，又被人用钢笔在原处描了一遍，描出来的笔画盖在红杠上。
正文的内容，是逐条质疑“斗殴踩踏”的结论：六名死者伤情集中在颅顶与后背，与斗殴的典型伤情不符；楼基回填土的施工记录在案发当夜被涂改；清场当夜进出厂区的车辆记录中，有三辆不属于任何登记在册的施工队。
陈拾拿着这四页纸去了技术科，做笔迹鉴定。两路检材同时送：一路是申请正文和申请人栏描正的名字，一路是三天前老金在处务会材料上签的九个字。
晚上十一点，鉴定结果出来，两份笔录放在陈拾面前。申请单上描正的名字，与老金现在的签名，运笔习惯一致，鉴定意见栏写着：同一人书写。
红笔划掉名字的那道杠，笔迹另检，与描正的字不同源，压痕果断，一笔到底。
陈拾把申请单翻到最后一页。驳回的批注就写在页脚，跟登记簿上那四个字对上了：情况已明。批注后头跟着一行小字，红笔写的：此案到此为止。
他把这行红字拍了照，翻出手机相册里另一张照片，老金抽屉上锁那天，处务会的会议纪要复印件，页脚也有一行红字，他当时顺手拍下来的。两行红字并排放在屏幕上：三十年前那行写的是“此案到此为止”，三天前那行写的是“这案子到此为止”。
旁听间里，老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玻璃后头了。郑重去寻人，在档案室门口堵着了他。老头站在灯下，看着陈拾手里的申请单，隔了很久，声音很低，像是对着玻璃那头的孙广发说的，也像是对着自己：
“三十年了。原来你也没停。”
陈拾把申请单编号P42，装入物证袋。装到一半，他停住了。
申请人栏里还有一样东西刚才没细看：名字被红笔划掉之后、被钢笔描正之前，纸上还留着一个印，指纹大小的一枚印油痕，红色的，按在名字旁边。
印油痕的形状，是老式工作证年审章的章面：一个圆圈，圈里带编号。编号的数字被名字的笔画压住一半，露出来的开头一位，是1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