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十点，第七处L01。靠窗的一角拉了帘子，隔出一张桌子，桌上两个纸杯。老金把一把钥匙放在桌面，推了过去。
“打开吧。看你知道多少。”
钥匙上拴着黄铜牌，牌上的字磨得只剩半边，跟老金钥匙串上那枚是一对。旧物箱在库房，陈拾去提，提回来放在桌上。箱子是铁皮的，四角锈透，锁眼倒还活着。开锁的时候卡了两下，第三下才转开。
箱里三样东西，按层摆着。上层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装着半枚纽扣，M字压纹的双孔扣，从中间断裂，断口不在孔位上，是被人掰断的。中层一张纸，折成四折，展开是一份名单，七个名字，钢笔写，抬头一行小字：外协队伍花名。下层一张执勤表，黄纸，表头印着九六年十一月的字样，是第七处前身、城北派出所的巡逻排班。
陈拾戴上手套清点，编号P43，一件一件拍照。清点到纽扣的时候，他把苏眠那边留的回溯照片拿出来比对：断口走向，压纹位置，都对得上。
下午两点，老金开始讲。他没有喝酒，桌上的纸杯里倒的是茶。
“那天夜里我不当班。我家住在厂区边上，半夜听见筒子楼那边有动静，穿着便衣过去看。走到楼下，楼基的坑边站着七个人，麻袋在坑里。我认出了其中两个，是常年给开发商跑外协的。我掏了工作证，还没开口，后头上来一辆车。车上下来的不是他们的人，是我们分局的。他把我拉到车边上，说了一句话：今晚的事，你什么都没看见。明早的结论是斗殴踩踏。”
“你就走了？”
“我在车里坐到天亮。”老金捏着纸杯，杯子瘪了一块。“天亮结论就发了。我回去以后写了申请，交上去第十一天，批下来四个字。名字被划掉那天，档案室的人私下跟我说，划名字的人原话是：这个人再写，就调去看仓库。我把它描回去了，然后停了手。”
“停手以后呢？”
“第二年，我调进了城北派出所。调令来得比我自己申请的还快。我从城北派出所到第七处，二十九年，管过档案，编过卷宗，就是没碰过九六年那一页。有天夜里我又去了筒子楼废墟，在坑边捡到这半枚扣子。名单是我从工程款科目的底账里抄出来的，抄的是外协队领款人的签名，一共七个。我把三样东西放进箱子，锁了。我把门锁了，不是怕进去，是怕我出来。”
陈拾问：“三十年，为什么是现在开？”
“因为你把第六具骨拼出来了，孙广发开了口，申请单也从柜子里出来了。”老金看着他。“我一个人扛不动了。也不是现在才扛不动，是那时候就扛不动，只是没人来接。”
傍晚五点，两个人把执勤表摊在桌上。表是九六年十一月当月的巡逻排班，筒子楼片区的三个固定岗，案发当夜全部空班，备注栏统一写着四个字：临时调整。调整的签发人一栏盖了章，章面模糊，只能认出半个字。陈拾拿灯斜着照，照出来的笔迹压痕，跟申请单页脚那行“此案到此为止”的起笔方式对得上。
“当夜调走所有岗，再让人进去动手。”陈拾把执勤表扣在桌上。“纽扣、名单、执勤表，三样都指向批字的那个人。他还在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名字我没查到过，章是别人代盖的。”老金说。“我只知道他官大我一级，那年他四十出头。”
晚上八点，清点收尾。陈拾要把箱子移交案件物证，老金伸手按了一下箱盖，停了两秒，又抬开手，让陈拾贴上封条。封条贴好，他叫了一声：“小拾。”
这是他头一回这么叫。前头二十九年，他叫的都是全名。
“物证你带走。有一样东西我留着。”老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是孙广发那张七人合影的翻拍件，第四个人的脸那一格，放大的。“我明天开始戒酒。你给我盯着，我要是碰了，你就照周铁柱那案的规矩，把我锁屋里。”
陈拾收下翻拍件，应了一声，抱起物证袋往外走。走到帘子边上，老金又叫住他，指着箱子封条底下露出的那个信封，装半枚纽扣的那个。
“你数一下名单。七个名字。”
陈拾重新展开名单。七个名字的位置，前六个是工整的钢笔字。第七个名字的地方，只有一道抠掉的痕迹，纸面被指甲刮起一层毛边，字没了。
晚上十点，技术科来电话，抠痕的检验结果出来了。技术员说了一句话，陈拾捏着名单站在原地。
“抠痕是新的。按纸纤维的起毛程度看，不超过一个礼拜。”
箱子昨天才开，封条是今晚贴的。老金说，这箱子锁了三十年，钥匙只有一把，拴在他的钥匙串上，昨天之前，从没离过他的裤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