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十八号凌晨，档案室那笔缴费的IP查到底。缴费的终端是办公楼三层的公共查询机，不设登录，谁都能用。机器的使用日志里，当晚十一点前后有两次开机，除了那笔电费，还查过一样东西：城北那栋商住楼的地址登记。查的人没动别的，交完费就走。缴费账号的注册手机，是市面流通的匿名号段。人查不到，事情摆明了一件：交费的人当晚就在第七处的楼里，站在那台机器前，替城北六层的窝点续了电，顺带看了一眼那栋楼的底档。他也在盯这个案子，盯得比办案组还近。城北的蹲守继续，六层的灯此后两天没再换过窗。
十九号中午，另一条线断了口：陈志国放了。弹道的鉴定结论摆在案卷里，组长的命出在另一把枪上，陈志国的枪一发没开，杀人的罪名落不上他头上；私藏枪支的罪，办理指定居所的手续到期，依法放人。放人的时间是十九号下午两点，郑重的截捕组在监狱门口重新接上。下午四点，跟丢。他进了一个公共浴池，从消防通道出来，换了衣服，帆布包换成了黑色双肩包，跟踪的车跟到了城西，人进了城中村，巷子里散了。
二十号一整天，郑重的人手在城里拉网，白衬衫的排查单还压在案头，两头都收不紧。晚上，陈拾把自己关在侧写室，把陈志国出狱后的全部行程重新铺了一遍。铺到半夜，他停在一处：出狱当天，陈志国去打印店装订案卷，去公墓外围站了半小时，此后每走一站，都对着卷宗的目录走。那套卷宗的目录页，第一项是报案登记，第二项是现场勘查，勘查笔录的地点一栏，写的是老货运站旁那栋办公楼的楼顶天台，十年前，所谓案发现场就在那个天台，血衣和刀的提取笔录，地点栏都是那里。组长的尸体上铺的卷宗，第一页对着他的胸口。陈志国把每一站走成卷宗的一页，卷宗从勘查开始，他也该回勘查的地方去。天台的楼是老货运站的办公楼，废弃七年，货运站那一片在拆迁围挡里，夜里没有一个人。
二十一号下午四点，货运站外围的布控到位。陈拾的判断报上去，老金在方案上签字：上楼谈判的，只许一个人。郑重的狙击位和合围组分占楼下三面，第四面是货运站的断头路。方案里击毙的预案一页写满，谈判的预案只有一行。老金批的是单人的申请，签字之前问了陈拾一句：
“为什么是你一个人？”
“他的仪式，缺一个证人。他装订案卷、铺卷宗、走流程，做的一切都是给别人看的。别人不上楼，他的仪式就不成立。他等了十年，要的就是有人上来看完。全楼只有我知道他每一页走到哪儿了。”
老金把笔放下，签了名，日期写在签名底下。陈拾上楼前，郑重把对讲塞给他，说了一句：
“十分钟报一次平安。断一次，我就上。”
晚上八点，陈拾一个人上天台。楼梯间没灯，他打手电上去，天台的门开着，门轴的锈被人推新了。风大，围挡的彩钢皮在楼下响。陈志国在通风机座边上坐着，黑色双肩包放在脚边，人坐得端正。他没有起身，也没有看楼梯口，看的是天台正中间那片空地。十年前的勘查照片里，血衣就铺在那片空地上。陈志国的鞋带，两只脚都系着双结。当年卷宗里的现场照片，尸体倒地的一帧，脚上的鞋带也是双结，照片放大到脚踝的位置，结的样子对得上。出狱六天，他连鞋带都系回了案发那天的样子。
陈志国先开的口，背对着楼梯口，声音不高：
“你们找到那栋楼了。缴费的事，你查出来了吧。”
陈拾站在原地，没有走近，回他：“查出来了。”
“那个帮我的人，替我把该藏的都藏好了。名单上九个人，一个都不会出事。我要的也不是他们的命。”他顿了顿，从双肩包边上摸出一样东西，拍在地上，是那把枪。枪推离了自己的手，两米开外。“你们查过这枪，一发没开。我带着它，就是带着个话。当年你们给我定罪，说物证在先，案子在后。现在物证在先的真相摆出来了，谁替我翻？没人翻，我就自己办。”
陈拾往前走了两步，站住，把节奏放慢：“案子现在归我办。卷里的两小时零五分，我核出来了，提取在报案之前，写在台账上，三级签字盖着。破绽是真的，我在查是谁做的。”
陈志国听完，没有接这句话。他站起来，弯腰把双肩包拎起来，从里面掏出那沓证据包的复印件，攥在手里，掂了掂。然后他把整沓纸朝天台边上踢了一脚，纸沓散开，滑到围栏根下，几页纸翻过栏杆，被风压在楼外的沿上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打火机，火苗在天台的风里晃了两下，没灭。他侧过身，隔着十米对陈拾说：
“你说它是假的，我烧给你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