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31日上午九点，第七处。
抽屉底板缝里那片乳胶指尖残片，检验结果先出来了：乳胶材质，含粉型，批次编号在残片的压印线上残留了四位。四位编号送厂家核，比对结果：与第七处物证科今年一月采购的乳胶手套同批次。陈拾勘验现场用的，就是这一批。
残片的断口也有结论：撕裂缘卷曲，撕裂方向自内向外——是从手上褪下来的时候刮破的，不是剪的。
监控接着调。前天办公室换锁的录像之外，陈拾办公室门口走廊的探头存档，从3月25日到29日全调了。回放三个小时，找到了那一晚。
3月26日凌晨两点十四分，画面里一个人进了走廊。白大褂，头套，乳胶手套，全程没有露出一寸皮肤。开陈拾办公室的门，两秒，没有撬的动作，用的是钥匙——门没坏，锁没坏，开法是原配钥匙的开法。进屋二十六分钟，出来，手里多了一沓纸，用文件袋装着。全程没抬头，脸在三个机位里都是死角。
截图归档，P125。画面里那身白大褂，是处内勘验服的制式；头套、手套，是勘验的标准穿戴。从穿戴上看，进门的“这个人”，是第七处的人，而且是懂勘验规矩的人。
一个多小时之后出现了钉死的一格：抬手关门的瞬间，戴手套的手对着镜头停了半秒。手套的腕口翻折方式、五指的贴合轮廓，与陈拾现场作业时的穿戴影像，特征一致。同一副手的轮廓。
下午一点，反驳。
陈拾看完了全部回放，提出了一个检验要求：既然那副手套“戴了两小时”，手套内侧应该留痕。
人手出汗，乳胶手套戴两小时，内侧会有汗渍的转印，汗液里的盐分干了之后，在乳胶内面析出成雾状析出物，这个析出物验得出来。抽屉底板缝里那片残片，就是当晚那副手套上的，崩开时是反面朝上。
残片送检，验内侧。结果：没有汗渍析出物，没有皮脂转印，什么都没有。内侧干净得像没戴过。
“戴在手上二十六分钟的手套，内侧不可能干净。”陈拾把检验报告放上桌，“两种可能。一是这残片从没被人戴过，是摆进去的。二是画面里那副手套戴了不到两分钟。真偷东西的人开锁、翻抽屉、挑出一沓纸、装袋、走人，二十六分钟全程戴着手，手一定会说话。这副手套的内侧，什么都没说。”
反驳成立归成立，一个反向问题同时立在桌面上：残片是案发后第二晚才从板缝里找到的，找到之前，板缝里有没有这片东西，只有换锁的录像能作证。而录像拍到它的时候，它已经在那里了。摆在里面的人，也可以在换锁之前一天摆进去。
下午五点，通报会。
市局的通报会开在六楼会议室。新案案情、纸片来源、草稿失窃、监控截图，逐项过。贺兰主持。走到程序那一项，回避与停职的建议被摆上桌面。
老金在那一项报出来的时候拍了桌子。他说：“陈拾的底，我用人担保。他要是那个翻抽屉的人，我把处分领回来。”
贺兰接得不快不慢：“担保不是证据。你担保的，是他的过去。翻抽屉的，是监控里那只手。这只手归谁，证据说了算。”
会开完，结论留了一夜。第二天上午十点，市局联合调查组进驻第七处，四个人的编制，办公地点设在二楼，独立的门禁，独立的案卷柜。调查组的权限清单里写着：调阅全部相关卷宗，约谈全部相关人员。
下午到晚上，约谈开始。第一个约谈的是陈拾，两个小时，问的全是旧事：三稿草稿各写在什么时间，废稿为什么走文印室的碎纸机，抽屉钥匙一共有几把，25日到29日每晚在哪里。陈拾一条一条答，答完签字。约谈记录里他有一句话留了档：“监控里那个人的门，是用钥匙开的。我换锁之前，钥匙只有我一把。能进我门的钥匙，在我之外还有一把，这一把在谁手里，查钥匙比查我快。”
约谈记录收进调查组的案卷。门禁记录当晚也调了：3月26日凌晨两点，第七处大门的门禁刷卡记录上有一条，卡号属于外包驻场员。人在看守所，卡在案发当天收缴物证柜里。收缴记录核对过：卡在柜里，没出过柜。刷卡的那一下，用的是复制卡。
复制卡、原配钥匙、同款手套、干净的内侧，四样东西摆在一起，约谈室的灯下每一样都朝两边说话。
晚上十点，市局三楼。
贺兰的办公室灯还亮着。停职令的拟稿在桌上，抬头、依据、条款都齐了，签发栏空着。她把拟稿读了第三遍，没签字，拿起了内线电话，拨的是技侦。
“第七处走廊探头，3月26日凌晨的原始视频，调未压缩的母带。另外，画面里那个人进门那三秒，身高标尺重测一遍，用门框做参照。测完的数字，直接报给我。”
十一点过，数字回来了。技侦的报数只有一句：“以门框横梁为参照，画面内人员身高为一百七十四点六厘米，误差正负零点五。”
人事档案里，陈拾的身高是一百七十四点二。
数字贴着误差线躺下了，两边都咬不死。贺兰放下电话，在停职令的签发栏上方，笔尖悬着没落。桌上另一份材料是苏眠下班前塞进门缝的，一页纸，上面是她自己重测的一组数据：她的测法用了不同的参照物，画面内人员的肩线位置、臂长与身高的比例。那一页的末尾写着一个数字，比技侦报数高半厘米，半厘米之外还有一行小字：门框横梁去年维修过，换过一根，新旧横梁的厚度差，没人核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