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四日早上九点，小分队进了城东那家医疗洗涤公司的大门。门卫查了三遍手续才放行——这家公司给市一医院供应室做洗涤外包，出过事之后，进出全被盯上了。
车间里三排工业滚筒，两排转着，最里头那台停着，筒门上贴着检修单。何广坤凑近看，检修单上是三月二十八号报修，三十号复工，正好卡在手术手套出厂到入库的那两天。
他让值班经理把这三天所有的流转单据全调来。单子很快摊满一张桌：三月三十号下午，三百副手术手套出库，送市一医院供应室，出库单、交接单、司机签字，一应俱全。
陈拾站在那台停运的滚筒前，问值班经理：“停机这几天，车间里谁能进来？”
经理翻出登记本。车间两班倒，白班七人，夜班两人。三月二十九号夜里值班的是李国峰，入职十一个月。别人的劳动合同甲方是洗涤公司，他的甲方是一家叫恒信的人事公司——劳务派遣，工资由恒信代发，恒信再从洗涤公司结算。
外包两个字一出来，桌上几个人都没接话。喂刀那个案子里，出事的也是一层外包。
值班经理补了一句：“李师傅手脚挺麻利的，监控坏了也是他报修的。”车间监控半个月前就坏了，报修单上有李国峰的签字，报修人、送修人都是他一个。这半个月，车间里的夜班等于没有任何眼睛。
陈拾把登记本上那一页折了个角：“这人现在在哪？”
“今天轮休，在家。”
“先不动他。”陈拾对技术员说，“查他的排班、入职、工资流水。何广坤，看机器。”
下午一点，何广坤要到了全部滚筒的烘干温度曲线。这家公司的消毒烘干是自动记录的，电脑存档，每炉一个文件。三月二十九号夜里十一点十一分，那台“停运检修”的滚筒启动过一次，九十度恒温，运行四十分钟，然后关机。三十号早上八点，它才正式恢复生产。
何广坤把曲线打印出来，摊在陈拾面前，指着那道孤零零的峰：“手套被消过两次毒——第二次是伪装。正常消毒一炉要九十分钟，这炉只跑了四十分钟，说明烧的不是满炉，是一小批。调包的人怕换进去的东西带着味道或者残留，单独过了一遍热，又怕机器记录暴露，把时间压缩了。真要只是检修，这台机器的曲线文件里，二十九号夜里一个字都不该有。”
三百副手套，正常消毒流程走的是三十号白天那一炉。夜里那四十分钟，烧的是另一批没入过任何单据的东西。
技术员那边也回了话：李国峰的更衣柜里起出一张揉皱的交接单，编号跟三月三十号那批手套的出库单连号，但出库单存根联上查不到这个号。两联对不上，中间那一联被人抽走了。
下午五点，李国峰被请到了公司会议室。他进门先要水喝，喝完交代得比谁都快：去年年底，一个中间人找到他，说有个挣快钱的活。三月二十九号夜里，那人从后门送进来一只周转箱，他趁着检修把箱里的东西换进消毒筐，再把原箱封好，出库单和交接单都提前做好了给他，他只要照着签。两万块，先付了五千。
箱子里是什么，他说没敢开。中间人长什么样，戴帽子戴口罩，每次电话号码都不一样。钱是从一个建材商的账户转出来的，那个账户查了，开户用的身份证是挂失过的。
线索到中间人这里又断了。和喂刀那回一个路数——钱过一个壳，人隔一层皮。
陈拾问：“你入职，是谁介绍的？”
李国峰搓了半天手，说出一个称呼：“赵哥。也是他把我弄进恒信的，说这边活轻省。”
晚上八点，人事室还亮着灯。按恒信的规矩，劳务派遣工入职要交担保书。李国峰那份从档案柜里抽出来，落款日期是去年五月。担保人签字栏上三个字：赵某某，后面附着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。
电话是空号。身份证号抄下来，跟U3号卷宗一比——赵启明，二十八岁，在押，卷宗里存着他的笔迹样本七八页。
技术员把担保书签名和笔迹样本并排放在灯下，比了三遍。两个“赵”字，最后一笔都往上挑，收笔处带一个同样的小钩。技术员直起腰：“收笔的习惯，摹仿不出来。这是同一个人写的。”
何广坤在旁边翻恒信的派遣名单，又翻出一页：李国峰入职那份合同上，介绍人一栏填的名字，跟担保书上的是同一个“赵某某”，笔迹也出自同一只手。
去年五月小赵还在医院后勤当差，那时候他就开始往各个外包口子里塞人了。喂刀的、调包的，两头线，担保人栏里是同一个名字。
晚上十点，针对赵启明的提审申请写完了，陈拾在申请人一栏签下名字。材料刚递出门，桌上的电话就响了。
看守所打来的。管教在电话里说，赵启明今晚九点多突然找他，说要见办案的人。管教问为什么，他不说，只提了一个条件：会见登记本上，今晚有个姓周的人申请过见他，那个人来之前，他要先开口。
管教把会见登记本翻到那一页，对着电话念：晚上八点四十，周远山，附了律师证号，代理手续齐全，约的是明天上午九点会见。
陈拾握着话筒没吭声。提审材料还在路上，铁栏里的人已经要先开口了，而铁栏外头，明天九点会有一张律师证准时到。
他只回了一句：“把那个律师的代理手续复印件，现在就给我传过来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