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六日早上八点半，看守所提审室外面。周远山律师的手续传到了第七处，代理委托书上的委托人一栏，签的却是空白的名字——委托人身份信息处贴着一张纸条，写着“委托人身份另行核实”。律协那边查过去，那个律师证号是真的，执业十年，但从没办过刑事案件。
提审提前到了九点。
铁栏后的赵启明坐得很正。审讯员刚坐定，他先开了口：“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。先别急着记录，我说完你再记，能省事。”
他说，他不是替谁顶罪，他就是经办人之一。管的事很杂：给洗涤公司塞人，给喂刀那条线递刀，收钱，转钱。上头的人他没见过脸，全靠暗语联络。
“什么暗语？”
“接头的时候，一方报日期，一方报画。日期对上了，画对上了，就是自己人。”
审讯员问他暗号怎么定的。他说每个下线一个暗号，他自己的是一九九九年某月某日，配一枚月亮。别人的，他只知道一个——那个中间人给他对过的，一个日期。
他报了出来：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。
审讯记录记到这里，陈拾的笔停在纸上。这个日期他自己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——案卷里没有，履历里没有。人事档案上写的是四月十一日，年份那一栏，早年换证时誊抄错了一年，档案上是错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错在哪。
在场的所有人里，唯一报得出正确日期的，应该只有他自己。
审讯员照程序追问画的另一半。赵启明摇头，说画不归他管，他只管日期这一半，两边各拿一半，合上了才算数。
上午十一点，笔录封存，第七处的人开始解暗号。赵启明到案时随身有个软皮本，编了号，P128。头三十页全是半页数字半页图的东西，技术员一页一页拆。陈拾那份的日期页也找到了——页码超出了本子的页数，是后来夹进去的一张活页，活页上一行日期，正是那串数字。
活页背面有铅笔涂鸦：一枚小太阳，圆圈外头放射状的短线，圈里点了两只眼睛、一个弧形的嘴。笔画是歪的，压笔压得很重，是孩子那种画法。
技术员比对铅笔成分，本子里别的页全是碳素墨水，这一页用的却是普通绘图铅笔，六角杆，斜口削的。何广坤把活页翻过来对着灯看：“其他暗号页全是打印好贴上去的，就这一页是手写手画。写暗号的人，在这一页上多花了十分钟。”
下午三点，解译推进到联络规律：每逢日期页对应的日子，上头会有一单小额转账进来，金额尾数固定，那是“还活着”的信号。陈拾生日这个日期页对应的转账记录，从去年十月开始，每月一笔，付款方是个卖儿童图书的个体户账户。
那个账户的开户人叫孙桂芝。查了，本人七十一岁，去年九月过世，她的身份证在死后第九天开了这个账户。
晚上七点，二次提审。审讯员把暗语本的复印件推进铁栏，只推有涂鸦的那一页。
赵启明盯着那张小太阳看了很久，然后抬头，隔着铁栏朝陈拾的方向看了一眼：“东西不是我画的。我转手那天，上头的人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让我记着，防的就是今天。他说，这个日期页的下线，比谁都金贵，因为这个人，他连你十岁前叫什么都记得。”
陈拾站在证人席的记录位上，笔没动。
赵启明接着说：“他还说了一句话。说那位警官办到这一步，该看的档案他自己都看过，但有一页他看不到，因为那一页在他自己的档案里，被人抽走了。抽走它的档案员，现在就在给上头办事。那页档案上写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字。”
“什么名字。”审讯员问。
“他们让我背过，就三个字，说万一用得上。”赵启明一字一顿，“温月兰。”
这三个字出口的时候，提审室里记录的键盘声停了。陈拾手里的笔尖抵在纸面上，墨洇出一个点。审讯员按程序念了下一步告知事项，念完抬头，证人席上的人已经重新落笔，笔录上只比刚才多了三个字：温月兰。
笔迹和前一页比，横画收笔处抖了一下。
晚上九点，第七处。户籍系统调陈拾的完整档案，走网络通道按正规流程要等到第二天。技术员说有别的路——档案原件还在区档案局的老库房里，纸质卷，需要办案人本人持函去调。
申请函打印出来，陈拾签了字。签字栏旁边是调档事由一栏，系统给出的默认选项里没有一个能对上的，最后手写了四个字：核查身世。
调档函递进窗口的时候，档案局值班员核对了编号，抬了一下头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副白棉手套，才去碰那份卷宗。取卷登记簿上，陈拾的这份档案，十年内被借阅过一次。借阅人栏里的单位公章磨得只剩半个字，借阅事由写着：户籍核查。
借阅日期，是陈拾入职公安、政审前三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