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十五日早上九点，检察院。
厉文昭的办公室在四楼最里面，一进门就是一整面墙的书架。书架上没有一本闲书，全是卷宗和法规汇编，按年份码，码得像档案库。办公桌上没有相框，没有茶缸以外的私物，笔筒里的笔全是同一种黑色中性笔，十一支，笔尖朝下。
陈拾带保护方案上门。方案是连夜做的：七十二小时窗口期，出行双岗，信件一律先过技术室。厉文昭听完，只改了一处——他把“保护”两个字划掉，改成“监控”。他说他不躲，庭照开，人照常出现，唯独一样东西交出来：那几封压了小半年的旧信。
旧信一共五封，全是无寄件人、无邮票，规格一模一样。信纸同批，字体是打印的手写体，每封一句话，日期一个一个排过去。第五封是刚到的这封，信上写的是七十二小时。
五封信的原件上午进了技术室。下午一点，纸张和油墨的比对结果先出来：五封信纸、油墨同批同源，打印的店查不到——手写体是定制字库，字库里每个字都做过手工修形。
下午三点，保护评估继续。厉文昭的行程排到了三天后：一个开庭，一个内部讲座，还有一个私人行程，每两周一次，去城西一家养老院探视。探视对象登记的名字，技术员核了三遍：温月兰不在其列，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，姓宋。
陈拾把那个名字记下来，没当场问。厉文昭看见他记，也没有主动说。
真正的进展在下午五点，回到第七处之后。
苏眠把五封信并排铺开，一封一封过文本。前四封信，厉文昭用放大镜看过，一个错都没有。这次技术室用扫描件放大四十倍重新过了一遍，不一样了。
第二封信，第四个字，起笔的位置偏了半毫米。第四封信，第二个字，横画收笔多带了一个顿笔。两个地方都小到肉眼当它是笔势，放大之后才看得清：那不是笔势，是笔画，多出来的、有起有收的两笔。
一个字各错一笔。两笔单独看是噪音，放在一起看，起收的走向、转折的角度，全对得上，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偏旁。
“女”字旁。
陈拾盯着扫描件看了很久，开口只有一句：“他不会写错字。所以这是留给我们的字。”
苏眠把两处错笔单独描出来，摆在白板上，旁边钉着第五封信的照片。何广坤拿尺子量了角度：两处错笔的运笔夹角一致，是同一只手在同一套节奏里写出来的。打印的字库不会出错，出错的笔画是写好之后手工补印上去的。
再往下推。第五封信四个正写的判词字，倒着拆能拼出另一句话，这是昨晚就解开的。前四封信从没做过倒读。
技术室连夜把前四封逐封倒转、拆解。第二封和第四封拼出了那个“女”旁。第一封和第三封倒过来拆，各自也藏着东西：第一封倒拆出的偏旁凑不成字，第三封倒拆出的是半个“月”。
三个部件在白板上钉成一排：女，加一个不成形的部件，加半个“月”。苏眠在草稿纸上把“女”和“月”往一起凑，凑出来的第一个字让她停了笔。
女加月，能成“姚”，能成“娟”，也能倒着成别的。但就在她凑字的同一个动作里，草稿纸上另一个组合先跳了出来——半个“月”贴在“女”旁的右边，缺的那一半，形状像“良”，像“青”，也像别的半个字。第三封信里缺的另一半笔画，不在第三封信里。
五封信拆完，部件凑不齐。缺的那几笔，还没到。它们在下一封信里，或者在还没寄出的信里。
晚上八点，城西养老院的核查结果回来。厉文昭的探视对象，登记名宋婉清，七十四岁，入住六年，缴费人是一家公司账户，公司查了三层，最上面是空壳。探视记录显示，另一个人也定期去看宋婉清，每两个月一次，登记的名字每次都不一样。但登记笔迹，档案局取卷那本登记簿上“宋”字的收笔，跟这里的一处重合。
厉文昭被问及这个探视时，说了他今天第二句多余的话：“养老院那个人，是我当年办错一个案子之后，答应替人照看的。我照看了六年，没问过她一句身世。”
他说完这句，把桌上的案卷合上了，庭照开。
晚上十点，第一封信里那个凑不成的部件被重新量了一遍。何广坤发现此前拆漏了一笔：信纸的边缘裁掉了两毫米，那一笔被裁在边外。原件还在，裁下的纸边没能找到。
部件还是不齐。白板上钉着的那一排偏旁底下，苏眠写了一行小字做备忘：已得三件，缺二至四件。
十一点，检察院那边来了电话。值班的法警声音发紧：厉文昭今晚十点二十离开办公室，走之前从书架上抽走了一本卷宗，是他自己三十年前经办的第一本案子。法警记下了卷宗编号。
电话还没挂，技术室的门开了。收发登记上，今晚到点之后又落了一封信，无寄件人，无邮票，收件人一栏手写着厉文昭的名字，按流程截留在第七处，还没拆。
信封比前五封厚了一页纸的分量。
